从目前的资料中无法勾勒出1949～1950年冬天这段机构调整期，后来的调查部和此时军委的情报部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历史研究者可以根据现有资料确定军委情报部何时成立，谁是领导人，但对于调查部，现有资料都语焉不详。从一份有关罗青长职务的准官方列表看，有一个时期，这两个单位实际上是一体的，罗青长同时担任军委的情报部一局局长和联络部一局局长，1950年底担任联络部高层领导职务的人员中有后来任中调部主要领导的邹大鹏、马次青和冯铉。

1950年是中国高层情报官员总结过去、规划未来的一年。李克农曾撰写中共情报活动的（不公开的）官方历史，这样做的目的是“促进新中国情报工作的政治和业务发展”。而其同事则对中央社会部的政策和业务构架进行评审，使之适应新环境的需要。在这种背景下，向国外派遣情报人员是需要解决的众多敏感问题中的一个。它已经不单纯是由一个革命政治组织（中国共产党）派遣，从事实和法理上是由中国政府派遣。1950年4月召开的情报工作会议对国家最初的一些情报政策达成了一致意见。会前，在1月底召开的第4次东北公安工作会议上，对于大力开展境外情报工作指出：“必须建立反奸情报派遣工作。因此东北公安部、辽东、辽西省厅、沈阳、旅大公安局，应物色具有派遣条件的我之干部或可靠关系，以及个别向我秘密自首并能掌握而有适于派遣的党特分子，加以秘密训练，派遣出去。其工作任务：主要是以设法打入蒋、美、英、朝、日本特务机关内部，侦察其敌特活动情况、阴谋计划和向我区派遣人员的线索等情报。但这种派遣，必须精干隐蔽，长期打算，单线领导，不要滥竽充数，不准发展关系。但对其中利用分子，应时刻警惕，防范敌人的反间阴谋。”

当时情报工作（特别是国外情报工作）的总体政策是什么？1950年4月1日，周恩来指出，情报工作要从单纯的军事情报向军事和政治情报转变，还需要增加经济情报，科技情报还没有搞，要开辟国外的情报工作。情报工作的目的不是为了输出革命，完全是为了主动防御。10月，公安部部长罗瑞卿在与副部长罗奇清和政保局局长陈龙谈话时指出：“中国进行国外情报工作的原则和帝国主义分子不同，我们的目的是了解敌人针对我方的阴谋。我们的目的是防御，是积极防御。只有了解对方，才能更好地保护自己。”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年后，周恩来等人设想的情报工作就总体而言仍处于初始阶段。1950年11月1日，中共中央在一份电报中指出：“各地情报部门业务干部量少质差，主动不够，尚影响工作开展。”李克农要求在多方面做出改进。这些改进最终促成了1955年中调部的成立。

1950年12月10日，军事情报、技术情报和政治情报正式划归新设立的机构——总情报部负责，由李克农任部长，直属中共中央而不是由总参谋部管辖。这种组织形式有助于横向协调，但对于提高获得情报的能力帮助不大。1953年1月29日，总情报部撤销，李克农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并继续分管联络部的工作。他一直患心脏病，此时病情加重，3月5日在毛泽东的指示下离岗治疗。1954年春，由谁通过什么渠道给联络部提供经费出现了争论，这个问题通过中共中央直属机关供给部部长邓典桃与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磋商得以解决。这是源于1954年中共中央对各直属机关的“预算外资金”进行规范管理。1954年秋，机构改革的时机成熟了。

2001年，《杨尚昆日记》出版之前，外国学术界对于中调部成立的确切情况几乎一无所知。对于它的成立时间和成立经过，汉学家和情报史专家们只能猜测。杨尚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14年中一直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有了他日记中提供的信息，终于可以勾勒出一个大概的时间轮廓。

1955年2月23日，联络部的罗青长、邹大鹏和马次青拜访杨尚昆，毛诚陪同前往，商谈联络部的“归宿”问题，他们表示愿意回到党的系统中来，称这是“群众的一种情绪”。28日，杨尚昆找到李克农，和他谈联络部（在日记中称之为“政情部”）归属单位的问题。李克农的意见是放在党的组织内为好，可成立一个部，名称可以叫做调查研究部。周恩来倾向于让李克农兼任这个新部的负责人，以便统一管理，并且要经书记处讨论后再决定。3月4日，在周恩来的办公室举行了一个会议，出席者有周恩来、杨尚昆、粟裕、李克农、罗青长等。会议决定把联络部中的军事情报单位划归中央军委，在党内成立一个调查部，仍由李克农兼任部长，由周恩来当晚提交给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批准。晚上8点在刘少奇的办公室召开了书记处会议，讨论持续到3月5日凌晨1点30分，中央书记处批准了周恩来起草的文件并报告了毛泽东。毛泽东什么时候批准这份文件现在还不得而知，但4月8日，杨尚昆在他的日记中提到“中央和主席已批准成立中央调查部”。

一份资料中称：“1955年6月20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把原属总参谋部的联络部归由中央书记处直接领导，起名为‘中央调查部’。”李克农的儿子称：“1955年7月，总参联络部调整为中共中央调查部，由我父亲兼任部长。”

“中央调查部”是为适应新中国建设的实际需要而设立的，是在组织体制上的一种探索与发展。

中央调查部以“调查”命名，是由党领导下的情报工作的性质所决定的，也是与中共中央在建党20周年之际发出《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以加强调查研究，实现情报工作由搜集警报性和保卫性的情报向搜集军政战略性情报的转折所分不开的。当时，中央设置的调查研究机关即中央调查研究局，下设有情报部等，其职能是收集国内外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及社会阶级关系等各方面材料，加以研究，以为中央工作的直接助手。中央调查部正是继承了这一工作“调查研究”的历史传统与基本精神，并适应新中国建设的实际需要而在组织体制上的一种探索与发展。

关于中央调查部的工作机制，杨尚昆在日记中记载，日常工作由他与李克农联系，大的事情请示邓小平解决。李克农是中央调查部成立后的第一任部长。李克农之后，孔原任中调部部长。“文化大革命”期间，该部也未能免于冲击。1969年6月13日，中央决定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二部接管调查部，至1971年后逐渐恢复正常。至1983年，鉴于中央调查部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历史遗留问题，同时为适应改革开放以来情报工作的新形势，中央决定撤销该部建制，并以其为主体，同公安部的反间谍部门及其他部分相关单位合并，组成了国家安全部。

“中央调查部”在隐秘战线上为党和国家提供决策情报，成为党中央工作的重要参谋与助手。

中央调查部存续近30年，作为新中国一个时期以来情报工作的具体组织者和实施者，它通过艰苦细致的调查研究，在事关党和国家安全利益等重大问题上，而且往往在关键时刻，为党和国家提供决策情报，成为党中央工作的重要参谋与助手。

其一，在反和平演变上，中央调查部起到了重要智囊作用。新中国成立后，反和平演变关系到新中国的政权和党的执政地位的巩固，在这一问题上，毛泽东十分重视研究美国的政治局势，中央调查部起到了重要智囊作用。1958年秋，美国国会举行选举，执政的共和党败于民主党。就这次选举后的美国国内政治局势，中央调查部写了一个报告，指出在严重的经济危机情况下，美国统治集团内部和国内的阶级矛盾加剧，各阶层人民普遍恐惧战争，国内政治气氛在往好的方面发展。11月27日，毛泽东在审阅此报告时，将题目改为《美国政治气氛向好的方面发展》，并批示说：中央调查部这个分析，很有意思，同时任中国驻英国大使馆代办宦乡对英国外交形势与西欧形势的分析相似，都是好文章。他还说：“总之，西方世界一天一天地在向好的方面变，无产阶级的直接同盟军和间接同盟军都在发展。”中共八届六中全会上印发了毛泽东的批语和中央调查部的分析报告。

其二，在发展壮大爱国主义统一战线上起到了参谋作用。20世纪60年代中叶，中央调查部参与了争取原国民党南京政府代总统李宗仁回国的工作，并发挥了重要的参谋作用。1965年7月9日，中央调查部以书面形式向中央报告李宗仁回国有关问题的意见，提出两个可以考虑的方案：一是不必一进国门就发表声明，待回国商量后再发表声明；二是同意一进国门就在机场发表书面声明并接见记者，但声明稿应事先同国内商妥。7月12日，毛泽东批示周恩来总理：“似以第二方案为较好，稿子事前商好，并无坏处。”7月20日，李宗仁偕夫人郭德洁抵达北京，周恩来、彭真等到机场欢迎，其中孔原、邹大鹏、冯铉等中调部负责人也在迎接人员之列。

总之，中央调查部在隐秘战线为新中国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历史性贡献，为党和国家的情报工作积累了丰富历史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