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001-300

全唐诗（中）

卷301-600

全唐诗（下）

卷601-900

康熙四十二年（1703 年），心慕汉文化的爱新觉罗·玄烨认为“诗至唐而众体悉备”，但是自北宋以来，只有选录，而无编辑唐诗“集大成者”，便令人编纂《全唐诗》。至四十四年(1705年)三月，康熙第五次南巡至苏州时，将主持修书的任务交给江宁织造曹寅，并将内府所藏泰兴季振宜《唐诗》一部发下，作为校刊底本。

同年五月，由曹寅主持，在扬州开局修书，参加校刊编修的有赋闲江南的在籍翰林官彭定求、沈三曾、杨中讷、潘从律、汪士綋，徐树本、车鼎晋，汪绎、查嗣瑮、俞梅等十人。至次年十月，全书即编成奏上。

《全唐诗》收录48900 余首诗，涉及2200 多位诗人。时隔久远，编纂唐诗集本来会是个浩大持久的工程，但仅仅一年多便完成了。

这部卷帙浩繁的大书，能在短短一年多时间内编成，主要是充分利用了季振宜编《唐诗》和胡震亨编《唐音统签》的成果。

《四库全书总目》述《全唐诗》资料来源云，“是编秉承圣训，以震亨书为稿本，而益以内府所藏《全唐诗集》，又旁采残碑断碣，稗史杂书之所载，补苴所遗。”所言较含混，且有所隐讳。经今人周勋初考证（见《文史》第八辑《述〈全唐诗〉成书经过》），知《全唐诗集》即指季书，彭定求等对二书的利用情况，亦不尽属实。

以《全唐诗》与季、胡二书覆勘，可知是以季书为主、兼采胡书编成的。具体来说，初、盛唐部分以季书为底本，略作增删校补，即成定本，中，晚唐部分，季书比较单薄，编修诸臣参用胡书作了较大幅度的增补，如殷尧藩诗，季书全缺，即据胡书补入；胡曾、司空图诗，季书失收甚多，亦据胡书补齐。另外，季书所辑以完诗为主，胡氏则广搜零章碎句。《全唐诗》各集后所附佚句，绝大多数系据胡书移录。

在充分利用季、胡二书的基础上，编修诸臣作了以下几方面的校订补遗工作：

一、增补诗什，《全唐诗》卷八八二以下补遗七卷，系据季胡二人未用的《唐百家诗选》、《分门纂类唐歌诗》残本、《古今岁时杂咏》等书及石刻资料编成，正编各家诗亦有少量增补。

二、考订辨误，包括六朝人误作唐人如陈昭、卫敬瑜妻等，六朝诗误归唐人，如吴均、刘孝胜诗误归曹邺；误将诗题中人名视作撰者，如上官仪《高密公主挽词》作高密诗，皆一一作了订正。

三、据所见善本唐人诗集，增加了部分校语。季胡二书校记皆注明出处，诸臣将出处全部抹去，仅注为“一作某”。

四、重新调整了小传。删繁就简，并将二书所附作者生平资料删去。五、删去胡书末之“道家章咒、释氏偈颂二十八卷”。

六、重新安排全书序次，“首诸帝，次后妃，次宗室诸王，次公主，……次臣工，次闺秀，次释道，”末附神仙、鬼怪、嘲谑、歌谣谚语、词等类作品。

凤凰台意象

《全唐诗》中凤凰台诗总共16首，诗人总共有14人，诗人因创作心境不同，表达的思想感情也有所不同，凤凰台所承载的情感与意象也各有不同之处。通过从作者的思想情感、抒情手法、创作背景等方面，分析《全唐诗》中凤凰台诗，可以将《全唐诗》中的凤凰台意象划分为爱情意象、皇室象征和国家象征、理想象征三类。

九嶷意象

在《全唐诗》里，众多诗人用不同意象来演绎舜帝、二妃故事，寄寓哀怨情致，颂赞舜之德政嘉声。依诗作内容与表达方式差异，可以将九嶷山意象略为梳理勾勒，管窥其丰沛内涵与艺术创见。

全唐诗中的九嶷意象内蕴丰富，旨意或晦或显，情调凄美。或依托本事，哀惋凄怨；或比而拟之，另有所托；或借助意象，营构新境。

秋千意象

秋千，这一本是在寒食时节女子娱乐的游戏，在进入文人的视野后，先是成为辨认寒食这一时节的民俗特征，而后却成为指代女性，抒写愁情的意象，究其原因，乃是与诗人情感、时代环境密切相关的。诗在本质上是一种艺术创作，艺术体验源于生活，经诗人与自我知识修养、艺术理解内化后以语言的形式变现，但又不等同于生活。文人的创作，容易受感情、环境等的影响，仔细阅读《全唐诗》不难发现，唐代诗句中的清明节(清明与寒食为同一天或后一天)是多雨的。如韦庄的《长安清明》：“早是伤春暮雨天，可堪芳草更芊芊。”杜牧的“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清明》)诗句。雨给人的是离愁、愁绪之感，是容易让人想起故人和亡友的。在这样一个容易产生愁绪的日子，寒食节日与愁思结合起来，寒食的秋千自然容易成为情感位移的对象。唐代诗人将“秋千”披上悲情的外衣后，后代文人或自觉模仿，或受其影响，就组成了中国古诗词中数量庞大的女性愁情之“秋千”意象。

《全唐诗》是古典诗歌总集中篇幅最大、影响最广的一种，诗前小传略叙其人历官始末。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唐诗面貌，对研究我国唐代的历史、文化和文学有极大参考价值。该书实际上包括了唐五代350余年间的诗、词、谣谚，不但全部收集了唐代著名诗人的集子，而且广泛搜罗了一般作家及各类人物的作品，全面反映了唐诗的繁荣景象。

《全唐诗》将有唐一代诗歌汇为一帙，为研究者提供了莫大的方便。但这样一部卷帙浩繁的大书，只以十人之力，一年多的时间内就编成。由于成书仓促，存在问题也很多。当时朱彝尊已有“业经进呈，成书不说”之叹。其主要有如下数端：一、未及广检群书，故缺漏甚多；二、考订粗疏，多有误收，今人考订其误收他朝诗即达数百首之多，唐人张冠李戴、重收复出之作亦不少，三、小传较疏舛，作者先后次第亦多混乱；四、诸诗皆不注出处，征引者难以覆按；五、校勘不精，诗题及诗句错误较多。这些也都是当时一般官修书不愿深究的积习。

玄烨为《全唐诗》所作序中，谓全书共“得诗四万八千九百余首，凡二千二百余人”，后人多从其说。其实，玄烨所举数并不精确，近年日本学者平冈武夫编《唐代的诗人》、《唐代的诗篇》，将《全唐诗》所收作家、作品逐一编号作了统计，结论是：该书共收诗四万九千四百零三首，句一千五百五十五条，作者共二千八百七十三人。这个数字是相当可靠的。

由于工程浩大，时间较短，《全唐诗》虽在数量、质量上有可圈点之外，却也有其不足，比如在体例编排上，以帝王、后妃作品居首，其次是郊庙乐章(宗教祭祀歌诗)、乐府、各家诗人，附作者小传；再往后，是联句、残句，名媛、僧、道、仙、神、鬼、怪及梦、谐谑、判、歌、谶记、语、谚谜、谣、酒令、占辞、蒙求等韵文，最后以词压卷。可以说，其编排体例缺陷非常大，或以人为纲，或以诗体、内容为纲，这都给查阅带来了一定的不便。如刘禹锡的《竹枝词》、李白的《将进酒》没有出现在本人的诗卷中，却在乐府或词卷中占了一席之地。此外，张冠李戴的错误也不时出现。到了近代，有不少学者在作辑补的工作，在订正了一些谬误的同时，也扩增了《全唐诗》的内容。

该书编成的次年，即由内府精刻行世，后又有扬州诗局本，二本皆为一百二十册，分装十函。光绪十三年(1887年)上海同文书局石印本，归并成三十二卷。1960年，中华书局据扬州诗局本断句排印，并改正了一些明显的错误。　辑补《全唐诗》的著作，以日本上毛河世宁（即市河宽斋）《全唐诗逸》三卷为最早，成书时间约相当我国乾隆时期，凡补诗七十二首，句二百七十九条。

中华书局本《全唐诗》附于全书之末，今人王重民辑《补全唐诗》、《敦煌唐人诗集残卷》二种，据敦煌遗书补一百七十六首，孙望《全唐诗补逸》二十卷，补诗七百四十首又八十七句，童养年《全唐诗续补遗》二十一卷，补诗一千一百五十八首又二百四十三句。以上四种，由中华书局合编成《全唐诗外编》出版。复旦大学的陈尚君先生对唐诗补遗进行完善工作。

陈先生将目光放在包括《会稽掇英总集》、《天台诗集》、《翰林学士集》在内的更大范围的唐宋文献及域外汉集上，所涉典籍达五千余种。其历时两年多，终成《全唐诗补编》，由中华书局于1992年出版。是编对《全唐诗外编》做了细致的甄别工作，剔出一些误收重出之作，又新增佚诗四千六百六十三首，句一千一百九十九条（诗、句皆必注典籍出处），诗人一千一百九十一人（生平皆以精当考订）。加上《外编》原有成果，《补编》共收诗六千三百二十七首，句一千五百零五条，约为《全唐诗》作品的七分之一；收诗人一千六百多位，其中新见者九百余位，接近《全唐诗》诗人的三分之一。至此，唐诗作品存世者正式已知诗达五万五千七百三十首，句计三千零六十条；所涉唐代诗人三千七八百位。这还不包括1992年夏天在湖南长沙唐窑出土瓷器上所题的几百首唐诗。据悉，“其中不少诗是《全唐诗》中没有收进去的”。另外，近年尚陆续有一些唐诗补遗之作发表。

考订著作，有刘师培《全唐诗发微》，收入《左庵集》，篇幅不多；岑仲勉《读全唐诗札记》，订正《全唐诗》小传、篇章等错误，甚为精到，收入中华上编版《唐人行第录》。

今人张忱石编《全唐诗作者索引》，中华书局出版，甚便读者。

中华书局1960年出版了王仲闻等人的《全唐诗》点校本为最佳，1992年，中华书局曾将王重民的《补全唐诗》、《补全唐诗拾遗》，孙望的《全唐诗补逸》，童养年的《全唐诗续补遗》、陈尚君的《全唐诗续拾》合为《全唐诗补编》一书出版。

20世纪90年代初，由学者陈贻焮主编，全国180多位唐诗研究学者共同协作，历时近10年时间，完成了《增订注释全唐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