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8月，她在中央组织部部长周恩来同志亲自领导下，负责文秘及联络工作。

1931年2月，调河北临时省委担任秘书长。4月，由于叛徒告密，在天津被捕入狱，经受了敌人的严刑拷打，保持了一个共产党人的革命气节。1932年9月，在敌人拿不到任何证据的情况下，被释放出狱。

1933年1月任江苏省委宣传部秘书长。

1933年4月，刘亚雄同志的爱人陈原道同志在南京雨花台英勇就义后，她把遗腹子纪原交给父亲刘少白抚养，自己又南北奔波，继续为党工作。

1935年9月在山西特委从事地下工作。

1936年10月，中共中央北方局组成以薄一波同志为书记的山西省公开工作委员会赴晋，她作为工委成员之一，参与领导了牺盟会和山西新军的工作。

1937年1月，在太原军政训练班，为集中全国抗日救亡的妇女积极分子而组建的女兵连任连指导员，为党培养了一批优秀的女干部。

抗日战争初期，她主要从事组建和领导新军武装的工作。1937年9月，刘亚雄同志抵五台山前线，亲手组建了第一纵队所属的最早的一支游击队，并担任指导员。随着游击队的不断壮大，这支游击队合编成为游击第一团，她任领导人。一纵队游击队在党的领导下，采取灵活的游击战术，活跃在山西正太路、同蒲路、榆次、祁县、太谷、平遥等地，建立了路东抗日县政府，配合八路军粉碎了敌人的九路围攻。

1939年3月，她调任晋东南妇救总会主席兼党组书记。7月，白晋线失守后，随妇救会转移至太行区。

1940年刘亚雄同志任山西第三专署路东办事处主任兼武装科长，后任晋冀豫边区太行行署第三专署专员、地委委员。她是敌后抗日根据地第一位女专员。第三专署地处太行中心地带，是八路军总部机关和一二九师司令部、抗大分校所在地，又是八路军粮食供给基地。在敌人频繁扫荡的情况下，她在领导对敌斗争的同时，积极发动群众，组织农业生产，实行减租减息，团结各阶层人士共同抗日，打击敌人，支援了抗战。在建立新军，坚持武装斗争，建设太行抗日根据地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

1942年冬，党派她到延安中央党校参加整风学习，后参加了延安中央医院整风运动的领导工作。

1945年，她当选为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代表，之后，又作为妇女界代表筹备并出席了“中国解放区人民代表会议筹备委员会”的成立大会。

1945年8月，日寇投降以后，党中央决策，抽调大量干部赴东北开辟工作。同年10月，刘亚雄同志调东北西满分局所在地双辽市任市委书记，按照党中央关于建立巩固的东北革命根据地的指示积极开展工作，清除匪霸武装，说服教育群众，使这一地区的工作局面很快出现转机，支援了四平战役。

1947年初，任嫩江省委组织部长。

1948年在东北局先后担任妇委委员、机关党委副书记等职务。1948年11月，辽沈战役后，我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她是沈阳市军管会成员，并任市委委员，参加了东北局城市工作研究团，对已经解放的大城市和大型企业的工作进行了调查研究。

1949年4月，出席了全国第一届妇女代表大会，并当选为全国妇联执行委员。同年7月至1952年任中央直辖市长春市第一任市委书记。她坚决贯彻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精神和上级指示，卓有成效地使长春市各方面工作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有力地支援了全国解放战争以及后来的抗美援朝战争。

1949年9月，她做为代表出席了全国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参加了开国大典。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952年，刘亚雄同志调全国妇联任中央妇委副书记兼城工部长。她深入群众进行调查研究，为此，曾受到毛主席的好评。

1953年初调到劳动部任常务副部长，她从实际出发，努力学习，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为解决工人就业，提高工人的政治、技术素质做出了贡献，为工人职业教育事业打下了基础。在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她深入调查研究，领导了全国劳动力调配工作，得到了各方面的赞扬和肯定。

刘亚雄是党的七大、八大代表，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第五、第六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委员。

1963年她当选为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64年任中监委派驻交通部监察组组长。

在“文化大革命”中，刘亚雄同志遭受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粉碎“四人帮”以后，组织上为她彻底平反，恢复名誉，安排了工作。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刘亚雄坚决拥护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对十三大制定的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及大会的各项决议坚决拥护。她虽然年事已高，仍然兢兢业业，勤奋学习和忘我工作。

1988年2月21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87岁。

1936年刘亚雄从中共北方局来到山西与薄一波一起开展统战工作，党决定把山西的军政训练班原有的5个连扩展为12个连队。第11连为女兵连，1937年3月5日，太原城海子边上举行了盛大集会，女兵连正式成立。这个“女兵连”，是继1925年至1927年大革命时代武汉黄埔军校及十年内战时期四方面军红军女兵连队之后，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全国唯一的、由女知识分子为主组成的一支女兵连队，学员来自京、津、东北、河南、河北、山西等16个省、市的爱国知识青年，前后共有190余人，刘亚雄就是这个连队里的指导员。这个革命连队在老奸巨滑的阎锡山统治下的山西能够存在，完全是由于以薄一波同志为首的中共山西公开工作委员会忠实执行中共中央指示，成功地与阎锡山建立起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缘故。“女兵连”是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的产物，这一形式决定了“女兵连”的训练方式。刘亚雄和阎锡山派进连里的旧军事教官一起担任训练任务，并且为了革命大局的利益，还必须安排阎锡山指定的某些课程，但刘亚雄善于以巧妙的方式和灵活多样的办法进行思想政治工作，以达到灌输青年们正确认识和提高思想觉悟跟着共产党走的目的。

那时，正面学习共产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是公开合法的，社会科学的基本理论课也占有重要的地位，每当应付统一战线的要求学习阎锡山编纂的“按劳分配”、“土地村公有”、“物产证券”等的小册子后，刘亚雄总以指导员的身份给女兵们作辅导，拿马列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观点与阎锡山的主张作对比，深恐女兵们分不清是非上当受骗。那时女兵都心领神会地把刘亚雄的辅导看作是“消毒”。女兵们来到处处洋溢着革命气氛的“女兵连”，都感到如鱼得水，喜不自禁，有同学半夜在被窝里还高兴得唱国际歌，刘亚雄非常理解女兵的心情，她并未批评大家，却十分友善温和地告诫女兵要唱抗日救亡的歌曲，应在白天唱，以免引起麻烦。许多女兵过去多半是反蒋抗日的思想，对“双十二”事变放掉蒋介石并不心悦诚服，经过刘亚雄循循善诱的政治思想工作，才使她们彻底转变，真正理解了联蒋抗日的重大意义，从而更加信仰和拥护共产党的主张和方针政策。

刘亚雄对女兵们体贴入微。1937年旧历除夕的晚间，刘亚雄怕值夜班的政治工作员思念家乡，给端来一个热气腾腾的猪肉白菜丸子火锅，风趣地说：“吃了火锅不想家！”有位同学从连里派到外县的一所中学以文体教员的身份去进行革命活动，不久被山西旧势力以不继续发给聘书的方式排挤出来，刘亚雄不加任何非难，仍然安排她回原班继续学习，在刘亚雄的热情关怀下，这位同学为了革命工作的需要，曾三进三出“女兵连”。

“七七”事变爆发后，女兵们坚决要求上前线，刘亚雄很支持，但同时教导她们不能光凭热情做空头的革命家，得有前线需要的真本领。她一面让她们认真学会打枪，还要学会如何宣传群众、发动群众、组织群众起来保家卫国，一面指定她们中的一位同学带领连里一部分女战士去太原陆军医院学习救护伤员的知识和为受伤战士进行包扎、治疗的具体方法。就这样，经过刘亚雄的辛勤工作和精神熏陶，培养出了一大批革命意志坚决，能文能武的女青年干部，分别派赴到各条战线上去：有参加青年抗敌决死队（即山西新军）或组织游击队直接从事武装斗争的；有参加战地服务团上前线担任救护、慰劳工作的；有直接派到地方上搞民运和政权工作的。

抗日全面爆发后，按照党的指示，薄一波同志即时地抓住了时机，与阎锡山谈判组建新军。迫于形势与民众的压力，阎锡山不得不同意了薄一波的动议。于是，军政训练班结束，由大部分学员与原“民训团”于1937年8月1日成立了“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简称“决死队”），下设三个大队，薄一波亲任政委。这样，女兵连也随之解散，大部分学员被分配去“轴盟会”做抗日民运工作与抗日救护工作。很多女兵纷纷要求参加决死队，30余名女兵态度坚定，再三要求，薄一波同志亲自考核批准组成了“决死队”第2大队第4中队第3排。这些女兵，每人正式领到1支步枪，100发子弹，干粮袋、1条军毯和3个手弹约15公斤重的武器装备。决死一总队开赴五台山进行游击活动，根据薄一波同志的指示，刘亚雄开始着手组织游击队。

她深入到农村中去，亲自找青年们谈话，一个一个不厌其烦地做思想动员工作，深入浅出、形象生动地给青年们讲抗日救国与保卫家园的革命道理，启发了纯朴的农村青年们的爱国感情，短时间内就有20多名热血青年报名参军，组成了一个游击排。到达沁县之后，刘亚雄活动范围进一步扩大，发动群众补充兵源，游击队人数迅速增加到百余人，经上级批准，1937年12月，成立了山西青年抗敌游击第一区队，于百川任队长，刘亚雄为区队指导员，区队移师平遥，刘亚雄将队部设在平遥东南彭坡头村。

1938年3月，为服从抗战的整体利益，上级决定，游击一区队、二区队和稍后建立的三区队在沁县羊庄合并成立山西青年抗敌决死一纵队游击第一大队。杨世兴同志为大队长，于百川为副大队长，刘亚雄任大队教导员。刘亚雄对队伍政治素质的提高特别关注，这是增强游击队战斗力的根本条件。为了保证游击队构成的阶级成分，真正建立一支人民自己的新式战斗队，刘亚雄确立了队伍发展应尽量吸收贫苦农民和青年学生为主的方针，同时，也注意吸收少量成分较好的阎军散兵入伍。

“在发展中战斗，在战斗中扩大”，是游击队的指导思想。刘亚雄带领这支队伍，活跃在沁县、沁源、平遥、祁县、太谷一带，袭击小股敌人，铲除汉纤特务和反动地方武装。在沁县，有个外号“后山大王”的土匪把持着一股武装，投靠日寇、屠杀爱国村民、破坏抗日活动，十分猖狂，百姓恨之入骨。杨世兴、刘亚雄依靠群众掌握了他们的活动规律，于是带领游击队一次夜袭全歼股匪，活捉了“后山大王”，然后大张旗鼓地将其与五名恶劣昭彰的汉奸就地枪决。人心大快，也有力地震摄了汉奸特务卖国投敌的反动气焰。

5月初，游击队撤往沁县，开始了半年多的整训，学政治、学军事，积极民主建军。刘亚雄颇具政治眼光地积极贯彻“知识分子工农化，工农干部知识化”的主张，要求全队向八路军“老大哥”学习，提高思想觉悟掌握军事知识，建成一支具有坚强战斗力，政治化、民主化、正规化的新型人民军队。

1938年秋，游击队不断壮大，为适应新的形势，决死一纵队决定，成立游击团，下设3个营。团内党员不多，于是组成一个党总支，总支书记由团政治部主任阎定础同志兼任，刘亚雄为总支副书记兼一营教导员。

12月，游击队整训整编完毕，游击一营南下转战安泽，营部和3连驻扎旧县镇，1、2连在前边距敌一二十里骚扰敌人，整训后的游击队战斗力大为增强，战术运用更加灵活，刘亚雄等人的军事才干，在战斗中锻炼成长。

1939年1月，游击一营突然回师沁县中峪店一带寻找战机，强行军百余多里，爬过黑虎岭等两座大山。春节前后，夜袭一股日军，包围在赵城耿壁村，这一仗非比从前，杨世兴、刘亚雄经过周密计划，部队调动严格保密，经过整训的我军战斗力大大增强，经过短兵相接的激烈战斗，毙敌60余名，缴获平射炮一门，歪把子机枪两挺，数十支步枪，游击营打了一个振奋人心的大胜仗。

1938年晋西事变之后，为了便于工作，山西的牺盟会干部进行了一定调整，三专署路东办事处主任侯振亚同志调往太岳沁源县任县委书记。刘亚雄接替三专署路东办事处主任。1940年4月，太行区晋冀豫行署成立、办事处合并于行署，改为太行区三专署，刘亚雄被任命为专员，成为山西省抗日战争中第一位女专员。

三专署位于白晋线上，处同蒲铁路东，包括榆社、武乡、襄坦、祁县、黎城、辽县等县，人口40余万，是太行山北重要基石， 山西的著名粮仓。因此，日寇争夺异常疯狂，三专署是整个太北区敌人扫荡最频繁、最残酷的地区，敌人的扫荡步步升级，最初每次扫荡七八天时间，到4月，扫荡往往持续20多天， 残无人道的日寇实行“三光”政策，老百姓对日寇恨之入骨。三专署既然是产粮区，刘亚雄所要做好的第一项工作便是保证我军129师的衣食供应问题。她摒弃了向地方过量强派粮款的工作方式，反复向群众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同时普遍展开减租减息的群众运动，减轻百姓负担。同时，刘亚雄带领干部修坝蓄水，改善种植条件，提高粮食产量。三专署粮食产量的提高当年即见成效。有了这个底数，刘亚雄便和有关部门研究，本着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原则，适量增派粮款。具体做法是：向地主、富农大量征购，以让地主献粮为主，按地力摊派为辅征粮筹款。这样，较富裕的农民合理分担，贫苦农民的基本利益也得到维护，农民应征粮食的热情很高，于是三专署征粮计划便顺利完成了。三专署征购的大批军粮即时输送部队，有力地支援了前线作战。

对敌斗争，是刘亚雄抓得很紧的另一项重要工作。三专署所属区县，鉴于政治、地理、经济上的重要地位，便成了敌我双方拉锯争夺的焦点，斗争异常残酷。政府的经常性工作，便是做好坚壁清野和打击汉奸特务，“不给敌人一粒粮食，一头牲畜，把敌人困死，饿死。”这是三专署提出的响亮口号。刘亚雄在三专署的工作是艰苦而卓有成效的，她深得当地群众的爱戴。

薄一波称赞刘亚雄：“无论在顺利还是在逆境时，亚雄同志都把自己的全部身心投入到了党的工作中去，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贡献了毕生的精力。她不愧为一个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和无产阶级革命家。她的无私无畏的革命精神，她对党的工作的高度责任感，她密切联系群众、坚持实事求是和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都是值得我们和后人学习的。”

《人民日报》评价刘亚雄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忠诚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内杰出的妇女工作者、社会活动家。

刘亚雄同志为人正派、虚心好学、严于律己、宽以待人、光明磊落、襟怀坦荡、直言不讳、刚直不阿，表现出了共产党人的高尚品质。她在政治上、组织上坚持党的原则，具有高度的党性和原则性。她作风民主，艰苦朴素，公私分明，团结同志，勇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密切联系群众，倾听群众意见，关心群众生活。她深入实际，注重调查研究，善于发现和解决问题，坚持实事求是，正确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

刘亚雄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为党为人民的事业不断奉献的一生，她把自己的全部智慧和毕生精力都献给了祖国和人民的解放事业。”

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忠诚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党的杰出的妇女工作者刘亚雄同志遗体告别仪式，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

刘亚雄同志遗体上覆盖着中国共产党党旗。她静静地躺在绿叶丛中。赵紫阳、邓小平、李先念、李鹏、陈云、彭真、邓颖超、徐向前、聂荣臻、乔石、胡启立、姚依林、乌兰夫、万里、田纪云、江泽民、李铁映、李锡铭、杨尚昆、宋平、胡耀邦、秦基伟、薄一波、宋任穷、王震、习仲勋、芮杏文、阎明复、王首道、刘澜涛、张劲夫、张爱萍、陆定一、陈丕显、黄镇、程子华、胡厥文、许德珩、彭冲、王任重、叶飞、宋健、郑天翔、杨静仁、康克清、吕正操、王光英、马文瑞、雷洁琼、汪锋等同志，以及中顾委，中纪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共中央办公厅，组织部，统战部，全国妇联，劳动人事部，交通部，中共北京市委，江苏、河北、山西、吉林省委，长春市委等送了花圈。

李鹏、胡启立、姚依林、李铁映、宋平、薄一波、宋任穷、芮杏文、刘澜涛、叶飞、宋健、康克清、马文瑞等领导同志，以及刘亚雄的生前友好和各界群众1500多人参加了遗体告别仪式。

中共山西省委员会、中共吉林省委员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部、交通部、中共长春市委员会、山西省妇女联合会、中共山西省兴县委员会、山西新军史料征集指导组办公室等单位，共同编辑出版了《刘亚雄纪念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