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中国历史地理学理论逐渐成熟的同时，历史地理的科研机构、组织也相继诞生。1956年，中国科学院地理所设置了历史地理组（后来易名为历史地理研究室），继之上海复旦大学、北京大学、陕西师范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杭州大学（浙江大学前身的一部分）、武汉大学、华南师范大学、西南大学等单位也成立了历史地理研究院所、研究中心或研究室。1979年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宣告成立，1986年西安历史地理学会也告成立。在学科建设方面，许多院校和科研单位都开始招收历史地理专业的硕士研究生，其中上海复旦大学、北京大学、陕西师范大学、武汉大学和中山大学还是培养历史地理专业博士生的重要基地。1981年以后《历史地理》（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主办）、《中国历史地理论丛》（陕西师范大学主办）和《环境变迁研究》（北京大学主办）等历史地理专业学术期刊的相继诞生，更为中国历史地理研究的深化与普及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正因如此，当代的中国历史地理学不仅早已摆脱了作为历史学附庸而长期存在的尴尬局面，而且学者如林，成果迭出，已蔚然成为当世的一门显学。

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大致可划分为三个阶段：古代沿革地理的起源和发展；沿革地理向历史地理的演变；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形成和发展。

古代沿革地理的起源和发展

沿革地理研究在中国起源很早，东汉班固于公元一世纪撰写《汉书·地理志》已开其端。此后历代相继，至宋代已形成一项独立的研究，代表性著作有王应麟的《通鉴地理通释》；到清朝早期，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晚期杨守敬的《历代舆地图》，代表了封建时代中国沿革地理研究的最高成就。

在西方，沿革地理的研究无论在内容上还是在数量上，都难以与中国相比拟。1848年出版的麦考利《英国史》第一卷第三章关于1685年英国历史地理的描述，虽然有人认为它是历史地理学的“典范”，但该章及其以后出版的一些以“历史地理”命名的著作，实际上仍以记述疆域或政区变迁为主。

沿革地理向历史地理的演变

被称为俄国历史地理奠基人的18世纪地理学家塔季谢夫对历史地理任务的解说，也只限于历史时期疆域、位置、地名、边界、民族、移民、村落以及地方行政机构的描述，与中国传统的沿革地理研究内容基本一致。总之，19世纪及其以前“历史地理”一词在西方虽已广为应用，但实质内容仍属于沿革地理的范围。

近代地理学始于西方，德国地理学家康德于18世纪中，在科尼斯堡大学开始讲授自然地理课程，洪堡德与李特尔又分别为自然地理学和人文地理学的早期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当时直接影响到历史地理学发展的，是李特尔在柏林皇家科学院的演讲《地理科学的历史因素》，以后是德国拉采尔的《人类地理学》。美国女地理学家森普尔在她去世之前写成的《地中海地区的地理及其与历史的关系》，是代表历史地理研究方法的一部重要著作。法国维达尔·白兰士针对地理环境决定论提出了可能论，其著作《人文地理学原理》对于现代历史地理学的理论发展有一定的影响。历史地理学名称在20世纪初由日本传入中国。但其内容仍未超越沿革地理的范围。1917～1919年张相文在北京大学主讲《中国地理沿革史》，这是沿革地理第一次被列入大学课程，且在课程内容上已不限于疆域与政区的演变。

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形成和发展

20世纪20年代末到40年代是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形成时期。德国赫特纳1927年出版的《地理学—它的历史、性质和方法》一书，有专节论述历史地理学，指出历史地理学不同于地理学发展史，它是对“过去时代进行的地理考察”。

一些重要的历史地理专著的出现，为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1935年出版的英国伊斯特《欧洲历史地理》叙述了欧洲罗马帝国至19世纪铁路兴起时期的聚落地理、政治地理和经济地理的历史演变，内容上已完全不同于过去以研究疆域政区为主的同一名称的专著。

1936年一部更为重要的历史地理专著问世，即英国达比主编的《1800年以前的英格兰历史地理》。达比在本书序文中简明扼要地说明了历史地理学的性质、特点和方法，对于后来历史地理学的发展有很大影响。1948年，美国布朗的《美国历史地理》出版，该书描述了从15世纪末北美大陆被发现后直到19世纪20年代，美国国土由东向西逐渐开发过程中的地理变迁。上述三部著作，标志着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形成。

历史地理学以历史时期的地理环境为其研究对象。这里所谓历史时期的地理环境，是限于在人类活动影响下的地理环境。人类出现在地球上已经有几百万年的历史，在漫长的岁月里人类利用自然和改造自然，从而在自然环境中打上了人类活动的烙印，甚至创造出只有在人类的活动下才能出现的地理现象。

但是，人类的活动所引起的地理环境的变化是个逐渐演变的过程，这一演变过程只是在原始农业出现之后才日益明显和重要。据今所知，原始农业的起源至今将近一万年，距今一万年前在地质史上是第四纪全新世的开始，在考古学上则是由旧石器时代进入到新石器时代。在此以前，自然环境变迁一般属于古地理学的研究范围；在此以后，自然环境变迁一般则属于历史地理学的研究范围。事实上，古地理学和历史地理学在具体的研究工作中是相互渗透的。在过去很长的时间内，历史地理学研究主要限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时期。

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内容曾长期局限于研究历史人文地理。从20世纪50年代起，美国克拉克等特别强调了历史自然地理研究的重要性。现在多数学者认为历史地理学的研究除去理论和方法论的探讨外，主要包括以下四个方面：历史自然地理、历史人文地理、区域历史地理和历史地图。

历史自然地理是研究历史时期自然地理环境的变化及其规律的学科。历史时期自然地理环境的变化早已引起人们的注意，但进行深入的研究是在20世纪30年代以后，达比的一系列著作，为历史自然地理学奠定了基础。中国自50年代以来进行了大量的研究，《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是这一时期的初步总结。历史自然地理学如同现代自然地理学一样，也有各种不同的分支和领域，现在研究较多的是历史气候、历史植物地理、历史地貌和历史水文地理。

历史人文地理是研究历史时期人文地理环境的变化及其规律的学科。人是改造自然的主导者，是各种人文地理现象和环境的创造者。农村、城市、田园、矿区、道路、进口等各种各样的活动场所，都是人类长期活动的产物。与此同时，创造了不同地区和不同民族的文化，形成了各自不同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因此，历史人文地理学与现代人文地理学一样，也有许多分支，但研究程度远不如现代人文地理学。其中研究较多的是历史人口地理、城市历史地理和历史经济地理等。

随着历史自然地理学和历史人文地理学研究的深入，区域历史地理学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代表性著作有达比关于英格兰历史地理的几本专著，布朗的《美国历史地理》，苏联德罗华热夫的《苏联历史地理》。中国有《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和在台湾省出版的王恢编著的《中国历史地理》等。

从3世纪时中国裴秀的《禹贡地域图》至今，已有1700年的历史。至今不少国家已有大型的国家历史地图集的出版。例如1987年出版的由哈里斯主编的《加拿大历史地图集》，很有特色。但对历史地图的理论和绘制内容的研究还有待深入。

历史地理学是从现代地理学的发展过程中分化出来的，而它的发展又大大丰富了现代地理学的内容。历史地理学的任务，不仅要尽可能地去“复原”过去时代的地理环境，而且还要揭示地理环境发展演变的规律及其特点。因此，历史地理学研究不仅有助于地理科学的前进和理论发展，也影响到历史科学的发展。

历史地理学在经济建设、文化建设等方面都具有重要意义。如在现代沙漠历史地理的考察中，揭示了中国西北地区一些前汉时期的草原后来变成了荒漠，以及这一演变的具体过程。这不仅加深认识当前该地区的地理环境，而且有助于防治荒漠化和改造沙区的工作。

又如对城市的研究，仅满足于现状及其目前地理诸因素的考察，是难以通明一个城市的起源及其发展规律的。惟有通过历史地理的研究，“复原”已经变化或消失了的当初赖以发展的各种自然的和人文的因素，才能认识这一墟市的起源和发展的全过程，揭示出其发展的规律，从而为其今后的规划和建设提供必要的科学依据。

历史地理学是一门年轻的学科，它的进一步发展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有两个：一是如何加强理论上的研究以促进本门学科的进一步发展；二是在研究方法上如何积极引进新的科学技术。

近年来放射性碳测定、孢粉分析、树木年轮等方法，已经开始被应用到历史地理学的研究中来，但计量方法和航空热红外、遥感技术的应用，还有待引进。它们的引进必将有助于开拓新的研究领域。

历史地理学是研究历史时期自然、人文地理现象以及人地关系发展演进规律的科学。现代意义上的历史地理学是在历史学和地理学交叉处诞生、具有明显边缘性质的一门新兴学科。在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有着悠久的历史传统，在经历了二千多年的发展之后，中国历史地理学已成为当代的一门显学，并呈现出蓬勃兴旺的发展势头。

中国历史地理学是一门既古老又年轻的学科。说它古老，主要是因为其前身沿革地理学的形成至少可上溯至两汉时期；说它年轻，主要是因为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历史地理学迟至本世纪50年代初才得以确立。纵观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学术发展史，不难看出，这门学科的发展明显经历了以沿革地理学为主体的传统中国历史地理学、“地理化”逐步加强的近代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历史时期地理环境的变化”的现代中国历史地理学这三个主要阶段。

中国的历史地理学是从沿革地理学发展而来的，这是学术界公认的结论。历史上第一篇比较成熟同时也最优秀的沿革地理著述是东汉班固所作的《汉书·地理志》，因而目前大多数学者皆将班固看成是沿革地理学的开山鼻祖。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虽然自班固而后，中国的历史地理研究在相当长时间内确实以沿革地理为主要内容，但是在班固以前，处于萌芽时期的中国历史地理学，却并非以沿革地理为限，而且就班固本人来说，其有关沿革地理的学问亦明显受到了前代地理著述如《尚书·禹贡》、《周礼·职方》以及《史记·河渠书》的影响（注：史念海：《班固对于历史地理学的创建性贡献》〔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9年第3辑）。这样一来，如果追溯中国历史地理学的渊源，就必须从《尚书·禹贡》等著述谈起。

《禹贡》是《尚书》的一篇。关于《尚书·禹贡》的成书时代，晚近大致有四种说法：（1）辛树帜的西周说（注：辛树帜：《禹贡制作时代的推测》〔J〕，《西北农学院学报》1957年第3期。王国维在《古史新证》中亦曾认为《禹贡》为周初人所作）；（2）王成组的春秋孔子说（注：王成组：《从比较研究重新估定禹贡形成的年代》〔J〕，《西北大学学报》1957年第4期）；（3）顾颉刚的战国中期说（注：见侯仁之主编：《中国古代地理名著选读·禹贡（全文注释）》〔M〕，科学出版社，1959年）；（4）日人内滕虎次郎的战国末至汉初说（注：〔日〕内滕虎次郎：《禹贡制作年代考》〔M〕，载江侠庵译：《先秦经籍考》，商务印书馆，1931年）。目前历史地理学界普遍采用的是战国说，只是在作者方面尚有一些不同看法，顾颉刚先生认为“《禹贡》的作者是西北人”，并推测说“可能是秦国人”，而史念海先生在所著《论〈禹贡〉的著作时代》（注：载《河山集·二集》，三联书店，1981年）一文中，则据《禹贡》中有“南河”、“西河”之称，认定作者为魏国人（注：关于《禹贡》著作年代和作者的综合性论述，详参靳生禾：《中国历史地理文献概论》第29～30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刘起@①：《〈禹贡〉作者》，载谭其骧主编：《中国历代地理学家评传》第一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90年）。

《禹贡》全文仅有1189字，篇幅虽小，但却是先秦时期最富科学性的地理著作。其“九州”一章分述了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各州的疆域、山川、原隰、土壤、赋税、贡物、贡道等，“导山”和“导水”章记述了全国山川分布大势，“五服”一章提出了一个以甸、侯、绥、要、荒五服为构架的理想的大一统政治蓝图。从现在的角度来看，《禹贡》的内容已涉及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的诸多方面，可称是我国第一部结集性的地理著作。正因如此，明人艾南英在《禹贡图注·序》中说：“《禹贡》一书，古今地理志之祖者”。清代学者李振裕在为胡渭《禹贡锥指》作序时亦称：“自禹治水，至今四千余年，地理之书无虑数百家，莫有越《禹贡》之范围者”。可见《禹贡》对中国古代地理学的影响之大。应该特别强调的是，《禹贡》虽为托古之作，但其内容基本上是以夏代史实为基础的。以战国人而写夏代事，这显示《禹贡》应是一部历史地理著作。惟处于地理学萌芽时期的地理著作，大都是当代地理与前代地理不分，《禹贡》亦不例外。

与《禹贡》大约同时期的《山海经》和《穆天子传》，也是比较重要的历史地理著作。《山海经》由《山经》（又称《五藏山经》）、《海经》、《大荒经》三个部分组成，全书30825字，其中《山经》21265字，占全书近百分之七十的篇幅。《山经》中包括有大量的山名、里程、植物、动物、水系、矿产等项资料，对研究历史地理有重要的价值（注：于希贤：《中国古代地理学史略》〔M〕第47～51页，河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年）。《穆天子传》开我国游记体地理撰述之先河，今本《穆天子传》共六卷，前五卷记周穆王西游的经历，第六卷记盛姬死事。是书“记载各地山川地理，显得真实而且形象”（注：史为乐：《〈穆天子传〉的作者》〔J〕，载谭其骧主编：《中国历代地理学家评传》第一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90年），亦有较高的地理学价值。不过比较而言，与开“征实的一派”的《禹贡》不同，《山海经》和《穆天子传》皆属“幻想的一派”，丰富的地理素材附丽于神话传说之中，多少减弱了其科学性，因而其学术价值自不能与《禹贡》相提并论。

传统中国历史地理学一直到两汉时期才趋于成熟，其标志性著述为司马迁《史记》中的《河渠书》和《货殖列传》以及班固《汉书》中的《地理志》。《史记·河渠书》专记川流变迁和历代水利，兼历史水文地理与历史经济地理于一身，而《货殖列传》不仅是“中国历史地理学区域经济地理的创始”（注：史念海：《中国历史地理学区域经济地理的创始》〔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6年第3辑），更是研究历史风俗地理和历史商业地理的重要素材（注：吴宏岐：《司马迁的地理学思想及其历史地位》〔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8年第2辑）。《汉书·地理志》首次将“地理”之目列入正史之中，对推动地理学的发展功绩显赫。这篇地理著作固然以记述西汉政区地理为主，但亦论述了夏、商，周三代的地理，而且兼述春秋、战国、嬴秦和王莽。“在当时来说，这是上起夏代，下迄王莽，相当完备的沿革地理，不过中间只是强调了西汉一代而已”（注：史念海：《班固对于历史地理学的创建性贡献》〔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9年第3辑）。《史记·河渠书》、《史记·货殖列传》和《汉书·地理志》三篇著作，皆以历史史实为依据，全无虚构成分，并首次将当代地理与前代地理区分开来，叙述历史地理的变化沿革，条理分明，一目了然，因而不仅是成熟的地理著述，更可视为传统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典范之作。

以往的学者每以沿革地理学与传统中国历史地理学相提并论，于是认定班固为传统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开山鼻祖。实则如果以现代历史地理学的眼光来衡量，班固的《汉书·地理志》由于采用了行政地理志的体裁，所述内容相当局限，地名沿革情况虽然一览无余，但却未考察诸多历史地理现象之间的相互联系。司马迁的有关历史地理著述则有所不同，皆采用专题研究形式，更能充分体现地理事物的综合性、区域性和时空发展特征，学术价值之高，应在班固的《汉书·地理志》之上。

两汉以后，历代言地理者多奉班固为正宗，抛弃了司马迁的专题研究方法，只讲地名沿革，鲜及其他内容，这样一来，沿革地理学遂俨然成为传统中国历史地理学的主流。二十五史中，继《汉书·地理志》之后，先后有十六种正史列有地理志（有的易名为郡国志、州郡志、地形志、郡县志、职方考），分别是《续汉书·郡国志》、《晋书·地理志》、《宋书·州郡志》、《南齐书·州郡志》、《魏书·地形志》、《隋书·地理志》、《旧唐书·地理志》、《新唐书·地理志》、《旧五代史·郡县志》、《新五代史·职方考》、《宋史·地理志》、《辽史·地理志》、《金史·地理志》、《元史·地理志》、《明史·地理志》、《清史·地理志》。这十六种地理志，除了写进各自时代独有的疆域政区特点外，基本内容和写作体例与《汉书·地理志》大同小异，而且学术质量也远非后者可比。

除正史地理志外，受《汉书·地理志》的影响，大多数官修或私修方志，如魏晋南北朝时期乐资的《九州要记》、阚yīn@②的《十三州志》和黄恭的《十四州记》，唐代李泰的《括地志》、贾耽的《郡国县道记》和李吉甫的《元和郡县图志》，宋人乐史的《太平寰宇记》、王存的《元丰九域志》，以及后来的《大元大一统志》、《大明一统志》、《大清一统志》和顾祖禹的《读史方域纪要》等，内容虽更为浩繁，但撰述体例却无大的革新。古代地理学家中，只有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明人刘献廷的《广阳杂记》、徐宏祖的《徐霞客游记》，清初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等少数著作，能够承继司马迁的地理学思想，对专题地理问题做过一些探索，但论其影响，皆不足与正史地理志和官修一统志相抗衡。

应该承认，司马迁的《史记·河渠书》和《史记·货殖列传》与班固的《汉书·地理志》一样，都是作为正史的组成部分而存在的，但司马迁有关历史地理的专题研究更接近现代历史地理学的要求，而班固的《汉书·地理志》将研究视角集中在地名沿革方面，只能起到辅助历史学的作用。由于后世地理著作多以《汉书·地理志》的撰述体例为准绳，虽代有新作，但皆不出沿革地理范畴。这也正是传统中国历史地理学长期作为历史学附庸而存在的主要原因。

侧重于历史时期自然地理要素（气候、地貌、土壤、水文、动植物）和自然灾害的研究。代表性的论著有中国科学院《自然地理》编辑委员会所编的《中国自然地理·历史自然地理》分册（科学出版社，1982年），史念海、曹尔琴、朱士光著的《黄土高原森林与草原的变迁》（陕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曾昭璇的《历史地貌学浅论》（科学出版社，1985年），侯仁之著的《历史地理学的视野》（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文焕然、文榕生等著的《中国历史时期冬半年气候冷暖变迁》（科学出版社，1996年）等。

侧重于历史时期农业、（手）工业、商业、交通地理的研究。代表性的论著有郭声波的《四川历史农业地理》（四川人民出版社，1993年）、韩茂莉的《宋代农业地理》（山西古籍出版社，1994年）、吴宏岐的《元代农业地理》（西安地图出版社，1997年）、龚胜生的《清代两湖农业地理》（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等和辛德勇的《古代交通与地理文献研究》（中华书局，1996年）等。

这两个方面的论著很多，但最具代表性的还是周振鹤的《西汉政区地理》（人民出版社，1986年）和葛剑雄的《西汉人口地理》（人民出版社，1986年）。

历史文化地理是近十年来新兴发展起来的历史地理学的一个分支。代表作有卢云的《汉晋文化地理》（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林頫编著的《中国历史地理学研究》（福建人民出版社），张步天的《中国历史文化地理》（湖南教育出版社，1993年）、张伟然的《湖南历史文化地理研究》（复旦大学出版社，1995年）、蓝勇的《西南历史文化地理》（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等。

区域历史地理研究的最大特点是选择一个特定的区域进行历史地理的综合研究，这是历史地理研究的一个全新领域，目前尚薄弱，代表性的论著为邹逸麟主编的《黄淮海平原历史地理》（安徽教育出版社，1993年）。

这方面比较重大的成果有谭其骧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八册（地图出版社，1982—1987年）、侯仁之主编的《北京历史地图集》（北京出版社，1985年）、史念海主编的《西安历史地图集》（西安地图出版社，1996年）。

这方面比较重要的成果有陈桥驿的《水经注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1985年）、靳生禾的《中国历史地理文献概论》（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保清谷的《三辅黄图校注》（三秦出版社，1995年）、李健超的《增订唐两京城坊考》（三秦出版社，1996年）等。

历史地理学理论方面最主要的成果为侯仁之的《历史地理学的理论与实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一书。另外，张步天的《历史地理学概论》（湖南大学出版社，1993年）和侯甬坚的《区域历史地理的空间发展过程》（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1995年）二书也颇有创建。近几年通论性质的中国历史地理专著已出版了十余部，学术质量参差不齐，较具学术深度的有史念海的《中国历史地理纲要》上、下册（山西人民出版社，1991年）和王育民的《中国历史地理概论》上、下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87年）等。

近20年，尤其是进入90年代以来，随着现代地理学的蓬勃发展，以及国际间学术合作与联系的逐步加强，中国历史地理研究出现了许多新的特点。这些新的特点不仅引起了历史地理工作者的广泛关注，而且也预示着中国历史地理学未来的发展趋势。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972年联合国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的“人类环境会议”上就已提出了“只有一个地球”的口号。1992年，联合国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了国际环境发展大会，通过了《二十一世纪议程》，向各国提出了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要求。

1994年中国举行了《中国21世纪议程》高级国际圆桌会议，响应联合国的号召，也规划了中国社会经济持续发展的宏伟方案。在此政治背景下，可持续发展问题受到中国各界的普遍重视，历史地理学者也开始从本学科角度探讨这一焦点问题。

1996年7月，在北京大学召开的国际中国历史地理学术研讨会上，就将可持续发展问题作为专题研讨的内容列为议题之一给予高度重视。

美国夏威夷大学教授章生道在《北京走向国际性文化都城过程中的可持续发展问题》的发言中指出：“从生态学观点或地理学包括历史地理学的观点来研究中国的持续性，参加到世界学术的主流中去，与世界学术接轨，是我们应该关心的一个问题”。

黄以柱《〈21世纪议程〉与历史地理学》的报告认为，“历史地理学在探讨环境与发展的问题中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应为实施《21世纪议程》作出贡献”（注：韩光辉：《国际中国历史地理学术研讨会综述》〔J〕，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6年第4辑）。

另外，有的学者提出“历史地理工作者，要为政府当好参谋，通过历史上的地理变迁对人类造成的正面、负面影响，以理服人，为政府制定可持续发展战略提供第一手资料”（注：徐卫民：《可持续发展理论的历史地理学透视》〔J〕，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7年第3辑）。

可见，历史的发展为历史地理学这门年轻的学科提供了一个新的机遇，历史地理学者如何把握这一有利时机，加快学科建设的步伐，是一个亟待解决而又将长期存在的问题。

在中国历史地理的理论体系中，向有自然和人文之分，又有更具体的部门之别。这样的学科划分，曾推动了历史地理研究的深入和繁荣。不过自然地理与人文地理之间有区别但亦有联系，现代地理学已出现统一地理的学术思潮，历史时期的地理现象更不存在“纯自然”或“纯人文”的情况。

历史时期的自然环境或多或少都直接或间接受到人为活动的干预，而且这种干预随时间的发展，有愈来愈严重的趋势。因此，研究历史自然地理，尤其是环境变迁问题，就不能不考虑人类自身对环境的作用。当然，自然环境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从事历史人文地理研究必须充分考虑自然环境条件的制约作用。所以，开展综合研究已是必然的趋势。

区域历史地理研究在中国历史地理学界开始的较晚，但随着新时期国土整治和规划及地区经济建设的客观要求，近些年也取得了一些重要学术成果。“适应现实需要的区域历史地理甚为重要，应该继续加强，力争有更多的区域历史地理综合成果面世。”（注：韩光辉：《国际中国历史地理学术研讨会综述》〔J〕，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6年第4辑）

这一点，在1996年北京召开的国际中国历史地理学术研究会上，与会学者也已达成共识。1998年8月沈阳召开的中国历史地理年会上，以区域历史地理为核心议题，就充分反映了这种发展趋势。

关于现代历史地理学的学科性质，自本世纪50年代以来，历史地理工作者普遍接受了这门学科属于广义的现代地理学一个分支的观点。但实际上，作为在地理学和历史学这两大综合性学科交叉处诞生的一门新兴现代学科，虽然从它主要研究地理问题这一点来说应该归入地理学的范畴，但这门学科明显具有边缘学科的特色。

历史地理的主要研究对象，正如侯仁之先生《历史地理学刍议》所定义的那样是“人类历史时期地理环境的变化”。然而“人类历史时期”一词本身已揭示“历史时期地理环境”已是一种历史现象，亦应该是素以“究天人之际”为己任的历史学家应该研究的内容。

“空间”和“时间”分别是地理学和历史学的最基本的概念，而“人类历史时期地理环境的变化”，正是“空间”问题与“时间”问题的结合，所以对人类历史时期自然与人文现象的空间发展过程的研究实是历史地理学的本质所在。

1940年美国著名地理学家邵尔（Carl O. Sauer）在其《历史地理学引论》（Foreword to Historical Geography）一文中所提出的地理学研究必须着重地理现象的来源，历史地理学是人类文化史的一部分的主张（注：〔美〕Carl O. Sauer著、姜道章译：《历史地理学引论》〔J〕，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8年第4辑），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有其道理的。

正因如此，历史地理学研究的科学方法不是简单地采用“时间断面堆积法”对历史上的空间问题进行研究，而应采用“逐时变化”的“时空连续型”方法论（注：参〔日〕菊地利夫著、辛德勇译：《历史地理学的叙述理论》〔J〕，《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9年第2辑）。

由此可见，历史地理学的研究内容不仅是地理学家和历史学家共同关心的，而且其研究方法更是对地理学和历史学最基本研究方法的综合。

近些年来，随着社会与经济的发展，学科的相互交叉、渗透已成为一种普遍存在的学术发展趋势。历史地理学长期赖以依存的两个母体学科地理学和历史学在与其他学科的交叉、渗透过程中均诞生了许多新兴的边缘性分支学科，如行为地理学、社会地理学、历史生态学、区域历史学等，这为历史地理学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土壤。

从多个学科之间产生的新兴的历史地理学分支学科，如历史教育地理学、历史医学地理学、历史灾害地理学等所具有的跨学科特色，说明“并不存在唯一的历史地理学的信条”（注：〔加〕寇·哈瑞斯著、唐晓峰译：《对西方历史地理学的几点看法》〔J〕，《历史地理》第4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6年），并预示传统的关于现代中国历史地理学科的理论体系将发生重大的变化。

地理学概述、自然地理学、地貌学、动力地貌学、构造地貌学、气候地貌学、应用地貌学、植物地理学、动物地理学、冰川学、冻土学、古地理学、水文地理学、土壤地理学、化学地理学、综合自然地理学、人文地理学、经济地理学、农业地理学、工业地理学、商业地理学、交通运输地理学、旅游地理学、人口地理学、人种地理学、聚落地理学、乡村地理学、城市地理学、社会地理学、文化地理学、医学地理学、政治地理学、军事地理学、地图学、地名学、理论地理学、历史地理学、区域地理学、应用地理学。

本世纪上半叶是近代中国历史地理学的发展时期，其间以1934年禹贡学会的成立为分界线，又可以划分出前后两个阶段。

1909年“中国地学会”的成立，可以认为是近代中国地理学和历史地理学的开端。由著名地理学家张相文发起创办的“中国地学会”在其成立伊始，便决定出版会刊《地学杂志》。

《地学杂志》从1910年2月问世，至1937年抗战前夕停办，28年间共出版181期，发表论文1600余篇，其中属于历史地理学方面文章不少，如《滹沱、漳、滏之变迁》、《渤海之过去与未来》、《近五十年来中国之水利》、《世界气候之变迁》、《历史地理志评议》等（注：张天麟：《张相文对中国地理学发展的贡献》〔J〕，《历史地理》创刊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

值得注意的是，“历史地理”一词在中国地学会成立不久即被正式提出。1913年1月，史礼绶《历史地理之教授》一文在《中华教育界》第2卷第1期发表。1923年1月，张其昀《历史地理学》又提出这一学科命名，此文载于《史地学报》第2卷第2期。随后（法）白菱汉与万洛原著、张宗文译的《历史地理学》发表在1933年1月出版《地学季刊》（注：张步天：《历史地理学概论》〔M〕，第91～95页，河南大学出版社，1993年）。

总体上看来，这一时期虽然发表了不少有关历史地理方面的论文，并产生了“历史地理”这一学科名词，但这些论文多由地理学家完成，尚未有专攻历史地理的学者群出现。当时涉及历史地理方面的论文仍以沿革地理为主，许多专著仍冠以“沿革地理”之名，如张相文的《中国地理沿革史》、刘麟生的《中国沿革地理浅说》（商务印书馆，1931年）、葛绥成的《中国边境沿革考》（中华书局，1926年）等、这说明此一时期的历史地理研究仍处在以沿革地理为主的阶段。

1934年2月，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和历史地理学家谭其骧共同创办了一个专门研究沿革地理的学术团体——禹贡学会，这标志着近代中国历史地理学进入了一个更高的阶段。

禹贡学会成立的次月（3月1日）即开始编辑出版《禹贡》半月刊，由顾、谭二先生担任主编。当时之所以以“禹贡”作为学会和会刊的名称，根据学会负责人的解释是：“《禹贡》是中国地理沿革史的第一篇，用来表现我们工作的意义，最简单而清楚，所以就借了这个题目来称呼我们的学会和这个刊物”。（注：《禹贡》半月刊一卷一期《发刊词》）

学会最初提出的工作计划是：

（1）整理出一部中国地理沿革史。

（2）绘成若干种详备精确而又合用的地理沿革图。

（3）编成一部又精确而又详备的历史地名辞典。

（4）把每一代的地理志都加以一番详密的整理。

（5）把各种与地理有关的史料，如经济史、移民史等的资料辑录出来，作各种专题研究。

此外，还提出若干关系自然地理而为自己所不能解决的问题征求科学家们解答（注：《禹贡》半月刊一卷一期《发刊词》）。

禹贡学会虽以研究地理沿革为主要内容，但该会同时也强调要重视当前地理的研究。在《禹贡》半月刊《发刊词》中，编者就宣称：“有许多人说这个刊物是专门研究古地理的，这固然是事实，因为既讲地理沿革，当然偏于古代，但我们须切实声明的，我们没有忘记现代，我们将来有财力有人力有材料时，还要注重到现代中国的经济地理方面去”。后来又说：“本会组织之宗旨在于提倡沿革地理与人文地理之研究”。（注：《禹贡》半月刊二卷四期《学会启事（三）》）甚至提出：“本会以研究地理为标的”。（注：《禹贡》半月刊四卷十期《禹贡学会募集基金启》）这种观念上的转变，从《禹贡》半月刊最初采用“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Geography”（中国地理沿革）的外文译名，而自第三卷起改用“The Chinese Historical Geography”（中国历史地理）的外文译名中也可以得到证明。

《禹贡》半月刊自1934年3月创刊，到1937年“七七事变”，共出版了7卷82期，发表文章700多篇，其中大多数为历史地理和现代地理方面的学术论文。“尽管就半月刊的整个内容而言，还包括有大量史学作品与现代地理材料，和刊物的新译名——《中国历史地理》不尽相符，但它毕竟是历史和地理两门学科的融合场地，促使这两门学科由混合转到化合并逐步加强‘地理化’而形成新的学科是起到触媒作用的”（注：姚兆奎：《“禹贡学会”的历史地理研究工作》，《历史地理》创刊号）

更为重要的是，禹贡学会虽仅存在3年时间，但却培养了大批人才，现代中国历史地理学科的三大奠基人——谭其骧、侯仁之和史念海三位教授，都出身于禹贡学会。正因为如此，所以说顾颉刚先生以及他所创办的“禹贡学会”、“在旧中国时期对于推动历史地理这门学科的成长与发展是有所贡献的”。（注：姚兆奎：《“禹贡学会”的历史地理研究工作》，《历史地理》创刊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