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词条：九子夺嫡

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夏，康熙帝第一次罢黜了太子胤礽。在推选新太子的过程中，胤禛支持复立胤礽，同时与皇八子胤禩也保持良好的关系。康熙四十八年（1709年），复立胤礽为太子。同年封胤禛为和硕雍亲王。此间诸皇子为谋求储位，各结私党，勾心斗角极为激烈。

胤礽再立后，为巩固储位又进行了一些过激行为，引起康熙帝的不快，于康熙五十年（1711年）再次将他废黜。以后不断有朝臣为他复位奔忙，均遭康熙帝处罚，诸皇子为夺嫡大动心机。皇八子胤禩，继续活动，又一次受到父皇斥责。皇十四子胤禵“虚贤下士”，联络各方人士，“颇有所图”。十四皇子胤禵于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受命为抚远大将军，出征西北，指挥两路清军入藏，送达赖七世至拉萨，驱逐了一度盘踞西藏的准噶尔人的势力，稳定了西藏局势。他的声誉日高，有可能成为储君。三皇子诚亲王胤祉受命开蒙养斋馆，身边聚集着一群学人。他也“希冀储位”，以至胤礽再废后，竟“以储君自命”。

胤禛善于治国、懂得韬光养晦。他尊释教道学，自称“天下第一闲人”，与诸兄弟维持和气，与年羹尧和隆科多交往密切，同时向父亲康熙帝表现诚孝，赢得康熙帝的信赖。康熙六十年（1721年），雍正四十四岁这年，正是康熙帝登基六十周年大庆，他奉命往盛京祭告祖陵，回京参加贡士会试试卷复查事务，冬至时遵命代康熙帝南郊祭天。次年，清查京、通两仓，又秉命冬至祭天。胤禛的这些活动，对他来说有两重意义，一是由于他多次随从巡幸、外出代办政务，足迹遍于中国主要地区，使他有机会了解各地经济物产，山川水利，民间风俗，宗教信仰，历史问题，取得了关于民事的第一手资料；二是观察了康熙帝处理政事，考查了地方行政和吏治，锻炼了处理某些政事的能力，获得了从政的一些经验。这两个方面的因素，对胤禛日后治理国事都有很大的实践意义。

雍正在储位斗争中的胜利，有其必然性，这就是：第一，他的才能和务实精神会取得一些人的支持，他的属人戴铎曾向大学士李光地称道其主子：“才德兼全，且恩威并施，大有作为。”事实上，在争夺皇储的斗争中，雍正提出整顿积习的振作有为的政治方针，与八皇子胤禩的仁义方针相对立，以争取人心。第二，他善于耍两面派手法，从而欺骗了对手和康熙帝，使政敌不以他为意，没有集中力量对付他，从而轻巧地取得成功。第三，他有一个集团，在关键时刻用上了力，如通过隆科多稳定京中局势，通过年羹尧控制胤禵和稳定西北地区。

康熙六十一年（1722）十一月十三日，康熙帝在北郊畅春园病逝。十一月二十日，胤禛奉康熙遗诏，即皇帝位于太和殿，改元雍正。即位后，雍正重用康熙十三子胤祥，不想放过政敌胤禩等人，胤禩等人也不甘心失败，所以双方的斗争在雍正帝继位后延续下来，他在政治上采取多种措施以巩固自己的皇位。首先命胤禩、胤祥、马齐和隆科多等人总理事务。其次是消除异己，分化瓦解诸皇子集团，将胤禵从西北军前召回，加以圈禁。将胤禟发往青海西大通（今青海大通西北）。鉴于清朝没有行之有效的立储制度，常因皇位继承权产生争端，雍正帝确立了秘密立储制度。

雍正二年（1724年）春以前，雍正帝对政敌的打击尚有所节制，这是因为政权还不太巩固，不便太刺激对方。雍正二年（1724年）三月，青海平叛胜利，雍正帝政权的力量增强了，随即加紧惩治胤禩一伙。四月，对胤禩本人声罪致讨，说他“肆行悖乱，干犯法纪，朕虽欲包容宽宥，而国宪具在，亦无可如何，当与诸大臣共正其罪”。削宗籍和圈禁，并被改名为“阿其那”，胤禟被削宗籍和圈禁，并被改名为“塞思黑”。皇十子胤䄉被圈禁，康熙的皇十四子胤祯（胤禵）先是派去守陵，再后来受圈禁。康熙皇十二子胤祹被降爵，后康熙的皇三子胤祉也被革爵圈禁。

同年五月，革去苏努贝勒，七月御制《朋党论》，进一步开展反对胤禩党人的活动，不久年羹尧、隆科多问题的出现，遂放松了对胤禩的攻势，迨至雍正三年（1725年）十二月，年羹尧赐死，便加速惩处胤禩等人。至雍正四年（1726年），胤禟、胤禩先后囚禁致死，胤禵迁于京城景山，蔡怀玺自杀，郭允进枭首示众，其他胤禩党人也遭到处分。至此，经营二十多年的胤禩集团彻底垮台。雍正三年（1725年），雍正帝以作威作福、结党营私之名，责令抚远大将军年羹尧自尽，同时削隆科多太保，后圈禁致死。并因此株连出汪景祺《西征随笔》案和查嗣庭试题案。

主词条：清世宗改革

雍正帝登基伊始就说：“朕在藩邸四十余年，凡臣下之结党怀奸，夤缘请托，欺罔蒙蔽，阳奉阴违，假公济私，面从背非，种种恶劣之习，皆朕之深知灼见可以屈指而数者，较之古来以藩王而入承大统，如汉文帝辈，朕之见闻更过之。”他深知康熙后期的社会问题，如朋党斗争；吏治不清；依靠富民政策的实行，加速了贫富矛盾的积累；西北用兵不停，需要继续解决与准噶尔部的矛盾；国帑空虚。他针对现实，结合自己的理想，产生他的政治纲领。雍正在即位的当月，谕令大学士、尚书、侍郎：“政事中有应行应革能裨益国计民生者，尔等果能深知利弊，亦著各行密奏。”紧接着，在雍正元年（1723年）元旦，给地方各级文武官员分别发布的上谕中，讲古代纯臣，皆“兴利除弊，以实心，行实政”，发出为国计民生进行兴利除弊的政治改革的号召。他的改革思想包含如下内容：

第一，反对因循苟且。雍正帝认为他即位时“人心玩愒已久，百弊丛生”，“若不惩创，将来无所底止”，屡屡告诫臣下，不可“因循玩愒”。他针对康熙帝“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思想，主张“着意搜剔”，把攻击这是“多事”的人斥为“浅见无知辈”。他反对因循守旧，是为清除改革道路上的思想障碍。第二，整顿吏治，以利民生。雍正帝在前述元旦给总督的上谕中说：“今之居官者，钓誉以为名，肥家以为实，而曰‘名实兼收’，不知所谓名实者果何谓也”，实际上发出整饬吏治的通告。他在登基一周年的时候又说：“朕缵承丕基，时刻以吏治兵民为念”，表明他企图通过整顿吏治，达到富国裕民的目的。第三，反对朋党。雍正帝从亲身体验中深知朋党的危害：朋党各行其是，破坏朝政统一，损害君主权威。朋党之间互相攻击，任用私人，不仅失去正常的用人原则，也干扰了君主行使用人去人的权柄；朋党各抒政见，自我标榜，批评朝政，扰乱君主视听，妨碍坚持既定的政策。所以他说“朋党最为恶习”。他反对的朋党包括科甲出身官员的师生同年的宗派关系，因此宣称，欲“将唐宋元明积染之习尽行洗涤”。“务期振数百年颓风，以端治化之本”。表明他为澄清政治、医治痼疾的决心。兴利除弊的改革思想是雍正政治思想的一个内容，此外，他认为“有治人无治法”，以为好的君主和官吏就可以把政治办好，这是他的基本观念。他主张“为政务实”，即从实际出发，踏实地办事，这是他的思想灵魂。他主张施政严猛，要有雷厉风行的办事作风，这是他施政的策略思想。在雍正的全部政治观念中，兴利除弊是其核心内容，因而是他为政的基本特色。

雍正元年（1723年），雍正帝接受山西巡抚诺岷的建议，施行耗羡归公和养廉银的措施，以此增加中央财政收入，并限制地方横征暴敛。雍正二年（1724年），雍正帝又针对康熙末年各地亏空钱粮严重，决定严格清查，对贪官污吏即行抄家追赃，对民间拖欠，命在短期内分年带征。清理的政策，地方凡有亏空，限三年之内如数补足，如限满不完，从重治罪。

雍正五年（1727年），雍正帝准备对准噶尔部用兵，雍正七年（1729年），用岳钟琪为宁远大将军，出西路，傅尔丹为靖边大将军，出北路，进军征伐。但前线连吃败仗，雍正帝囚禁岳钟琪，屡换北路军营将帅。到后来，双方都打不下去了，开始谈判。雍正帝消灭对方的目的没有达到，究其原因，雍正帝、岳钟琪、傅尔丹等轻敌骄满是重要因素。未出师前，雍正自称：“选派将领，悉系镇协中优等人才，拣选兵丁，率皆行武中出格精壮，殊非草率从事。”

与西北用兵相配合，雍正帝设立军机处，协助他处理军务。军机处设有军机大臣，雍正从大学士、尚书、侍郎以及亲贵中指定充任，如怡亲王胤祥、大学士张廷玉、户部尚书蒋廷锡、大学士鄂尔泰等，都是以亲重大臣兼任军机大臣。还有军机章京，由内阁、翰林院、六部、理藩院等衙门官员中选充。所有这些人都是兼职，他们的升转仍在原衙门进行。因此，军机处设立之初，“无专官”。军机处没有正式衙署，有值班房，在隆宗门内，靠近雍正寝宫养心殿，以便于军机大臣被召见议事。无专官，无衙署，就使军机处成为一种特殊的机构。

雍正帝还加强思想统治，大兴文字狱。雍正七年（1729年），发往西北军营效力的前工部主事陆生楠，著《通鉴论》十七篇，论述封建、建储、兵制、君臣关系、无为而治等问题，涉及到当朝朋党之争等敏感问题。雍正帝说他“借托古人之事几，诬引古人之言论，以泄一己不平之怨怒”，下令将其在军前正法。也在军前效力的监察御史谢济世，借着批注《大学》，“毁谤程朱”，对理学提出责难，雍正帝命在处死陆生楠时用其陪绑，以示惩诫。同年，发生曾静遣其徒张熙策动川陕总督岳钟琪谋反的投书案，牵连到已故理学家吕留良，雍正遂大兴文字狱，以作为控制思想、打击政敌、提高自己权威的手段。

雍正帝把他批阅过的奏折选择一部分辑成《朱批谕旨》。他对臣工的谕旨，由张廷玉等纪录编成《上谕内阁》、《上谕八旗》。他的各种体裁的文章被后人辑为《御制文集》。

雍正十三年（1735年）五月，贵州古州、台拱的苗匪在边境滋事，雍正帝命哈元生为扬威将军，统领四省官兵征讨。又命果亲王胤礼、皇四子弘历、皇五子弘昼，大学士鄂尔泰、张廷玉等协同办理苗疆事务。命刑部尚书张照、副都御史德希寿帮办苗疆事务。不久哈元生平定了贵州的苗民叛乱。

雍正帝在位时期经营了圆明园宫苑，常在圆明园与大内两处居住。他青年时中过暑，以后就怕炎热，故以较凉爽的圆明园为栖身之所，住在冬暖夏凉的九洲清宴、四宜书屋、万方安和等处。据《清世宗实录》记载，雍正帝于雍正十三年（1735年）八月二十一日得病，“仍照常办事”，至二十三日子时就驾崩了。

雍正帝崩后，根据他的秘密立储方法，由皇四子宝亲王弘历继位。庙号世宗，谥号敬天昌运建中表正文武英明宽仁信毅睿圣大孝至诚宪皇帝，葬于清西陵之泰陵。

雍正帝即位后，雍正元年（1723年）五月即发布上谕十一道，历举官场种种积弊，各级官吏贪贿无能，华而不实，一再告谕澄清吏治。康熙末，吏治败坏已成为危及清朝统治的严重问题。雍正帝即位后的几年间，以雷厉风行之势，大力整顿吏治。雍正帝首先罢斥各省巡抚中贪黩和庸懦不胜任的官员，亲自降旨先后革除江西巡抚王企清、湖广巡抚张连登、直隶巡抚赵之垣、山西巡抚苏克济、河道总督赵世显等多人。随令各省督抚整饬属下官吏。贪酷者参处，庸碌者裁汰。各督抚不敢不遵，力行整饬。浙闽总督满保奏称，“浙闽属吏已劾多员，若再题参，至无人办事”。湖南巡抚魏廷珍奏称：“员参劾过半，容查奏”。雍正三年（1725年）四月，雍正帝诏谕督抚等，说“乃有庸懦无能之督抚，间有参劾，每向人云，我若不参，恐非上意，又恐他人参劾，于我不便。以此等语解释于众，似觉参劾为迎合朕意”。他训诫说：“凡事秉公据理，不可稍存迎合之见。”

雍正四年（1726年）十一月，对朝中各部官吏进行裁简。雍正帝传谕说：“各部汉司官实能办事者不过一、二人。其余庸碌无能之人偷惰安闲，实属冗滥”。“著各部堂官将所属司官，详加甄别。凡有才具平常，目前不能办事，将来不堪升用者，尽行举岀，与应留办事人员，一同带来请旨”。（《世宗实录》卷四十九）各部院遵旨甄别官吏，分为留任、改除（调任）、休致（退休）三类，裁减了大批冗员。

所谓“陋规”，简单地讲，是指清朝各级政府官员、幕友、吏役通过收受贿赂、浮收征派等途径敛取的俸禄外收入。到康熙末年，陋规已发展到不得不加以整治的地步。因此，雍正帝登基伊始，便着手整改。

其一，禁革部费。雍正元年（1723）正月，雍正帝降旨禁止收受部费，并下令组建“会考府”衙门，专门负责清理户部部费。他说，各省奏销钱粮，积弊甚大。若无部费，虽册档分明，也以种种借口加以驳诘；一有部费，即使糜费钱粮百万，也一概予以奏销，“朕今不得不加整理”。

其二，禁革节礼。雍正帝认为，“节礼一事万万使不得”，“属员之贿赂断不可收受”，下令禁革一切节礼。从当时地方官的汇报看，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如年希尧就任广东巡抚后，概行拒收下属例行节礼；广西巡抚孔毓珣上任伊始，也将衙门节礼“尽行不收”；广西布政使刘艇琛对各属所上节礼也“分毫不敢收受”。

其三，禁止捐俸助工。清代官员薪俸本来微薄，但有些官员为了博取好官声，每每借兴建公务之名，率领属下捐俸兴办。此举不过是挪东补西，到头来各官捐出之俸还得分派在百姓头上。因此，雍正帝下令：“凡遇有公事奏请捐助俸工之处，永远停止。”甘肃巡抚石文焯奏报捐俸为万不得已之计，“势难停止”，雍正帝斥其“无耻之极”！

雍正帝为加强对各级官员的控制和深入了解下情，特定密折言事之制。雍正帝完善了密折制度，扩大密折的范围和内容。密折起于康熙二十年（1681年），密折有助于皇帝更好地了解下情，掌握动态，有针对性地制定措施，有效地实施统治。为充分发挥密折作用，雍正帝把递密折的范围扩大到布政使、按察使、学政等，内容则扩大到生计、风俗等方面。雍正帝命朝中科道诸臣每日每人上密折，一折只言一事，无论大小，据实敷陈。地方官员布政使、员、兵将参将也都可以密折陈奏。一切地方利弊，通省吏治之勤惰，上司孰公孰私，属员某优某劣，营伍是否整，以至水旱天时，百姓生计等等都可密奏。“凡有骇人听闻之事，不必待真知灼见，悉可风闻入告”（《朱批谕旨》鄂昌七年六月十八日折）。密折不准谋于他人，不准泄露，须官员亲自书写，直送京师。督抚密折呈交宫内奏事处。以下满汉官员密折，分别由怡亲王允祥和汉人大臣张廷玉、蒋廷锡转呈雍正帝阅看批旨。雍正帝从密折察知各地政情，又设缇骑（侦探）秘密侦查官员言行，虽生活细事也随时密报。甚至有的官员，身边仆役即是雍正帝派遣的缇骑。官员们心怀畏惧，不敢妄为了。

为了加强皇权，康熙帝成立南书房，旨在分散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权力。雍正七年（1729年），因用兵西北，始于隆宗门内设置军机房，选内阁中谨密者入值缮写，以为处理紧急军务之用，辅佐皇帝处理政务。雍正十年（1732年），改称“办理军机处”，简称“军机处”。军机处的大臣由皇帝挑选，由内阁大臣兼任，他们直接听命于皇帝，跪受笔录，他们的活动都是在皇帝的监督下的，旨意完全是按皇帝的话记录的。

雍正帝设立军机处，就有了固定助手，可以及时处理政事了，所以他的权力比明太祖还要集中，以前的其他帝王的权力更没法与他相比，他是真正的集权力于一身，总理天下庶务。军机处的设立是清代中枢机构的重大变革，标志着清代君主集权发展到了顶点。

雍正初年，重用年羹尧和隆科多。年羹尧先后被任命为川陕总督、抚远大将军，赴青海征讨厄鲁特罗卜藏丹津叛乱，成功后封为一等公，成为实际的西北王。隆科多为吏部尚书、步军统领、兼理藩院，赐太子太保衔，被雍正帝尊称为“舅舅”。两人都显赫异常，但未过几年，即被雍正整肃。年羹尧令自裁，隆科多被禁死，同时雍正帝兴起文字狱打击两人势力（汪景祺案和钱名世案）。

雍正帝重视吏治。雍正赏识执法严，作风雷厉风行，严猛行政，有开拓气魄，政绩显著的官员。如田文镜、李卫在河南、浙江清查钱粮做得好，被誉为“模范督抚”。雍正一朝宠信四位臣工：李卫、田文镜、张廷玉、鄂尔泰；其中李卫和张廷玉为汉人，田文镜为汉军旗人，足见雍正帝确实了解并重用汉人。

雍正帝即位之初就发布上谕说：“闻有侥幸之徒，平昔结党营私，至积场年份，互相接引请托，遇谨守之人畏法，不肯通同作弊，反群相排抵，飞语诬陷，此风断不可长。”雍正二年（1724年）更是专门发布了《御制朋党论》，来分析朋党的危害，要求臣下不可结成朋党，要惟知有君，与君同好恶。

雍正帝即位后，以允禩、允禟等人为代表的反对势力及其朋党集团成为他统治下的心腹大患。因此他信守除恶务尽，以极其狠毒的手段一一将他们致于死地。除此之外，雍正初年，拥戴雍正帝有功的年羹尧、隆科多等人的势力也迅速膨胀起来。雍正帝担心他们有不测之心，在对允禩党人斗争的同时，又果断地收拾了年羹尧、隆科多集团。对这两大朋党势力的斗争成了雍正初年政治生活的重心。

雍正帝公布的年、隆的一系列罪行中，一个重要的方面便是“贪婪之罪”（年羹尧贪墨之罪十八，隆科多贪婪之罪十六）。雍正帝把他们这方面的罪恶大事张扬，就使得对他们本人及其党羽的惩处显得更为“名正言顺”，这同时对吏治的整顿是巨大的推动。通过剪除允禩、允禟、年羹尧、隆科多的羽翼，从中央部院大臣到地方督抚布按、武官提镇一级进行频繁的更调，其中确有一批趋炎附势的贪酷之吏因他们的主子失势失宠而堕入法网。这就使得雍正帝即位之初，统治阶级上层腐朽势力与允祺、年、隆等人一起首先感受到了沉重的打击。

雍正四年（1726年），发生了田文镜与李绂互参案。在李绂、田文镜互参案中，雍正帝虽然对田文镜有所袒护，但此时还并没有要打击李绂的意思，他更多的是持一种调和的态度。同年冬，浙江道监察御史谢济世弹劾田文镜结党营私有负圣恩、并且贪虐不法，一共有十大罪状，并且言语涉及到被田文镜弹劾的黄振国、邵言纶、汪諴，还有包庇张球罪状的事，与之前李绂说的不谋而合。雍正帝听了之后以为谢济世与李绂结党，下诏严厉斥责谢济世等，剥夺了谢济世的官职，发配到军中，黄振国、汪諴被处死，邵言纶被发配边境。接连发生的汪景祺案，李绂、田文镜互参案，查嗣庭案和谢济世案，使雍正帝认识到本朝的科甲士人之间不但存在着很严重的请托、庇护的现象，而且还有人对清朝的统治政策和自己的统治方针心存不满。于是便以打击科甲朋党为名，对科甲士人发动了大规模打击。其中谢济世案后为第一个高潮。雍正七年（1729年），谢济世在阿尔泰承认与李绂的交往后，为第二个高潮。

鉴于康熙帝在预立太子问题上的失败，雍正帝于元年（1723年）八月宣布秘密立储法——将他的继承人弘历的名字写好，雍正帝御笔《夏日泛舟诗》轴放匣中，置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后，驾崩后从匣中取出宣读。又以密旨藏于内府，以备核对。秘密立储制，即皇帝在位时不公开宣布继承人，而将写有继承人名单的一式两份诏书分别置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额后和皇帝身边，待皇帝去世后，宣诏大臣共同拆启传位诏书，确立新君。这样使得使皇位继承办法制度化，也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康熙帝晚年诸皇子互相倾轧的局面。

雍正帝继续执行清朝的扩张政策。康熙帝三征噶尔丹，噶尔丹之侄策妄阿拉布坦于雍正元年（1723年）支持青海和硕特部首领罗卜藏丹津纠集二十万人进攻西宁反清，雍正帝命年羹尧、岳钟琪率兵讨伐，大胜，青海完全归入清朝版图。

雍正五年（1727年），策妄阿拉布坦死，其子噶尔丹策零继汗位，准噶尔开始出现内乱。雍正帝决心乘机用兵西北，他认为噶尔丹策零势力“若不迅行扑灭，将来必为蒙古之巨害，贻中国之隐忧”。雍正九年（1731年）清军在和通淖尔之战中大败。准噶尔军乘胜挺进喀尔喀，切断北路军台，清廷震动。雍正帝为对付准噶尔，调集东三盟兵丁守备乌尔会河，并派官员赴察哈尔牧地统计男丁，扩编军队，同时下达扩充沿边绿旗的谕旨。此举有多重目的：首先是军务吃紧，提防准噶尔南下；其次是防备边外蒙古尤其是察哈尔的潜在威胁，清朝一边整编察哈尔人丁，一边添设绿旗和修补边墙，暗含“以汉制蒙”的寓意；三是保护为躲避准噶尔侵扰而从外蒙古南迁多伦诺尔驻锡的哲布尊丹巴。

次年，清军在额尔德尼昭之战中得胜，双方罢兵议和。雍正时代，平定西北的任务尽管没有完成，但雍正帝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却是深刻的。

雍正九年（1731年），清军被准噶尔击败，蒙古局势危如累卵。雍正帝为巩固边防，大规模扩充三镇（古北口、宣化、大同）绿营兵。一是增兵，雍正帝命令守备京城西北门户的古北口、宣化、大同三镇募兵，充实营伍，并派官员巡边，以定各关隘增兵多寡。二是修葺东起独石口，西至杀虎口的长城。雍正九年（1731年），清廷议定直隶绿旗增兵４处，分别是古北口提标、宣化镇标、独石口和张家口。

雍正九年（1731年），张家口协增兵200名，路标增兵300名；次年，向张家口协兼辖的万全营、膳房等三堡增兵420名。故张家口合计增兵920名，超出原议增兵额120名。直隶绿旗增兵实数6055名。其中，雍正九年（1731年）增设4500名。宣镇增兵3955名。该镇增兵的马、步比例是“马四步六”，以独石口为例，新兵605名内，马兵242名。以此推算，宣镇扩充马兵1500余名，马兵总数达2500名有奇，是原额的2.6倍，机动兵力大大加强。山西的增兵情况比直隶更复杂。大同镇增兵是在雍正十年（1732年）三月之后，按“马四步六”召募。据方志记载，镇标增兵1708名，较原议少100名。原设3营，增为4营。其次是杀虎口与朔平府，杀虎口协增兵604名，兼辖四营、三堡募兵404名，合计1008名。

三镇绿旗合计增兵10326名，相当于新设一大镇。本次增兵有三个特点：一是周密的布置，经过雍正十年（1732年）的调整，诸多位置冲要却防戍薄弱的营、堡都得到了加强。二是针对要地增兵，原议各处重镇要隘增兵数占总数的87.73％。三是马兵数量骤增，宣、大二镇按“马四步六”增兵，马兵总数超过7500名，出兵征讨，绰绰有余。

康熙时，曾在漠北地区建成五路驿站，以加强京师与蒙古诸部的联络。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在漠北科布多、乌兰古木等处，筑城驻兵，护卫喀尔喀。自杀虎口至科布多、乌兰古木地方，均设驿站。雍正帝在位时，又在漠北和西北相继建成科布多城（周围十二里）、巴尔库尔城（周围八里）、察罕廋尔城和乌里雅苏台城，驻兵屯粮。雍正十年（1732年），设定边左副将军，驻扎乌里雅苏台，统率喀尔喀四部的蒙古军队，兼理扎萨克图和赛音诺颜两部事务。清军并在西北地区实行屯田。同时还规定：“嗣后将应发黑龙江等处人犯，遣往北路军营附近可耕之地，令其开垦效力。”次年，巴尔库尔、哈密等处屯田，收获青稞、大小麦等多达六万一千三百石。修筑城驿和实行屯田，加强了北方和西北的边防。

呼伦贝尔草原，处于漠北与东北之间，并与俄国交界，原为蒙古牧地。雍正十年（1732年），采黑龙江将军库尔海的建策，在呼伦贝尔筑城驻防。拣选索伦、达斡儿、巴尔虎、鄂伦春之兵三千名，迁移其地，编为八旗，左翼自修城处至俄国交界处游牧，右翼在喀尔喀河游牧，共编为五十佐领。各给牛羊，以立产业。在呼伦贝尔城设总管（后改统领），归黑龙江将军统辖。

清理钱粮亏空，是雍正帝关注的另一重大问题。康熙末年财政亏空严重，雍正帝即位后雷厉风行地进行了一场钱粮大清查。他即位不到一月，就将此事提上日程。他组织了一个得力的领导班子，成立了专司审查钱粮奏销的机构——会考府，由怡亲王胤祥总理事务，他还令允祥管理户部三库，以整顿财政。雍正帝认为钱粮亏空的主因是上司勒索与官员自身侵贪。据此，他向各级官员发出警告，要求不得苛派民间，限期完结亏空，否则从重治罪。清查亏空首先在中央进行。地方上的清查也普遍进行。

除此之外，雍正帝还加大对亏空钱粮官员处分的力度。凡亏空钱粮者一律革职，并由本人负责归还。雍正二年（1724年）八月，雍正帝鉴于相关案件量刑过轻，加重处罚：“那（挪）移一万两以上至二万两者，发边卫充军；二万两以上者，虽属那（挪）移，亦照侵盗钱粮例拟斩。”对因贪污、勒索而造成亏空的官员，雍正帝毫不留情，凡有犯者即革职抄家，用其家产赔偿亏空。他特别设置了一个封桩库，“凡一切赃款羡余银两，皆贮其内，至末年至三千余万，国用充足。”经过多年努力，康熙朝遗留的亏空基本追缴完毕。各级官员也大受威慑，不敢轻易以身试法。

雍正元年（1723年），雍正帝从直隶巡抚李维钧之请，实行丁银摊入田赋一并征收的原则，改变过去按人丁、地亩双重征收标准，减轻了无地和少地的农民负担。到乾隆时，这一政策推广到了全国。

清初沿袭明制，各地征收钱粮，加收“火耗”（碎银加火铸成银锭时的折耗，亦称耗羡）。实行中，官员任意加派，一两可加至数钱。因不在上交正额之内，官员从中任意侵贪，成为官场公行的陋习。康熙末年，各地官员以火耗为名，肆意横征中饱，已无法限止。雍正帝清理钱粮时，山西巡抚诺眠与布政使高成龄在雍正二年（1724年）奏请将该省各地加派的火耗，提解布政使司库，以二十万两补完该省亏空，除公用外，分发给地方官员，称为“养廉”。雍正帝采纳山西官员的建策，说“与其州县存火耗以养上司，何如上司拨火耗以养州县。”州县养上司是公开的非法贿赂。上司拨州县便成为合法的“养廉”，即官俸的补贴。山西实行后，各省相继仿效，以火耗补完亏空的钱粮，并分拨州县养廉。雍正五年（1727年），雍正帝又命各省督抚，就该省情形酌议具奏，着为定额。这一改革形成制度，称为“养廉银制度”，又称“耗羡归公”，即由上级官府依定额发给官员。以后火耗一分为三：一份给地方官养廉，一份弥补地方亏空，一份留地方公用。这样，既增加了财政收入，又有助于廉政。

参见：一体当差一体纳粮

古代收税，官绅是属于统治阶级，不必当差不交税。“官绅一体当差一体纳粮”就是让他们也交税当差，当然不是真要他们服兵役和徭役，可用银两兑买。但由于触及官绅利益，因此实行起来有较大难度。但为了巩固王朝的统治，必须暂时牺牲官僚士大夫的利益，而官僚士大夫的这种暂时的利益牺牲是为了王朝巩固之后能够享受到更多的利益。

雍正帝用了很大精力，实行禁用铜器的政策，这是保护钱法的需要。他于雍正五年（1727年）命令各省城派出官员，设立收买铜器公所，动用藩库钱粮银子为基金，大力开展民间收购。雍正注意铜的生产，然而它的产量没有达到铸钱的需要，所以尽管他大力开展铜禁活动和严行私铸处分，仍不能达到预期目的。

雍正帝继续执行先王发展生产的政策。他像前辈君王一样鼓励开荒，康熙六十年（1721年）至雍正十二年（1734年），全国田地从735万顷增至890万顷，疏浚了卫河、淀河、子牙河、永定河。其他水利工程已完成的有直隶营田工程、浙江和江南海塘工程，修建了黄河、运河堤岸。雍正继续蠲免钱粮政策。据《清史稿·世宗本纪》，他在位13年，免了12年灾区的赋税和一些地区的漕粮。

但是，雍正帝过分重农抑商。他说：“农为天下之本务，而工贾皆其末也。市肆之中多一工作之人，即田亩之中少一耕稼之人。群趋为工，则物之制造者必多，物多则售卖不易，必至壅滞而价贱，是逐末之人多，不但有害于农，而并有害于工也。”根据这一理论制定的政策必然不利于工商业的发展。他又认为：开矿“断不可行”。因为开矿将引诱人们离开农本，追求末业，而且矿工聚集一地，易于闹事。

雍正时文字狱日益频繁，汪景祺因“谄附”年羹尧而立斩枭首，查嗣庭因趋奉隆科多而戮尸示众，陆生楠因议论时政而被军前正法。最为轰动的是吕留良案，吕是清初具有民族思想的学者，已去世40年，后有曾静、张熙读吕氏之书，受其影响，竟去策反岳钟琪，要他反清复明，酿成大案。吕留良被开棺戮尸，其儿子、学生处死刑。雍正朝文网甚密，株连人众，处刑严酷。知识分子动辄得咎，形成闭眼不敢看现实，缄口不敢谈政治的沉闷风气。同时又将唯唯诺诺已经去世40多年的汤斌入祀“贤良祠”，树立为正面典型令汉人效仿。

雍正帝继位后，一方面遵循顺治、康熙二帝“崇儒重道”的传统国策，重视正统儒学（尤其是程朱理学）在政治统治中的作用。同时，也主张“三教并重”；以“诚”代“理”，对程朱理学进行改造。世宗尊孔、开日讲、举经筵，表明其在施政理念上一遵其父祖“崇儒重道”国策之旧，重视传统儒学（尤其是程朱理学）在政治统治中的作用。表现：第一，重视传统儒学（尤其是程朱理学）的教化作用。第二，以传统儒家“天人感应”思想为指导，利用“神道设教”进行政治统治。

雍正二年（1724年），雍正帝颁布对十六条圣谕的阐释，称“圣谕广训”。同时，地方官为便于讲解，便用白话、方言等各色形式对其扩充发挥，加上官方的极力推行，“释谕”和“讲谕”的活动在清代一时风行。

雍正六年（1728年），雍正帝设立“正音书馆”，在全国推行北京官话。他谕令福建、广东两省推行“官话”，并规定读书人若听不懂官话，不会说官话，就不能参加科举考试。但雍正帝此举收效有限。据记载：“初时甚为认真，无如地方官悉视为不急之务，日久皆就颓废，至嘉庆、道光时，福建仅存邵武郡城一所，然亦改科制，广东则更无闻矣。”

雍正二年（1724年），雍正帝发布在全国禁止天主教的命令，并且不承认康熙发给传教士的“印票”。雍正帝还召见了在京传教士，言明政策：“近在福建，有若干欧西人侵扰我百姓，蔑视我法律，福建官长奏申报，朕当制止乱行。此为我国家之事，朕当负责执行者也。……尔等欲我中国人尽为教徒，此为尔等之要求，朕亦知之；但试思一旦如此，则我等为如何之人，岂不成为尔等皇帝之百姓乎？教徒惟认识尔等，一旦边境有事，百姓惟尔等之命是从，虽现在不必顾虑及此，然苟千万战舰来我海岸，则祸患大矣。……中国北有俄罗斯，是不可轻视的，南有欧西各国，更是要担心的，西有回人，朕欲阻其内入，毋使捣乱我中国。俄国使臣曾请求在各省通商，为朕所推辞，惟允彼等在北京及边境贸易而已。今朕许尔等居住北京及广州，不深入各省，尔等有何怨乎？……现朕既登皇位，朕唯一之本分，是为国家而治事。”各省传教士50多人，连同5位主教被驱除出境。雍正十年（1732年），集中在广州的35名传教士也被两广总督驱逐到澳门。只有在钦天监工作的20人留用，但不准传教。

雍正时期继续完善了清代的灾赈制度。雍正朝社会经济的恢复及国力的雄厚为雍正朝的灾赈提供了条件。其中，粥赈成为官方经常采取的散赈措施，并在具体实践中完成了制度建设，确定了粥赈期限及地点。一是按口煮赈，即估算及统计饥民人口，出粮煮粥发赈，可以在最大范围内救济饥民。二是初步确定粥赈期限，并据实际情况适当延长。三是根据灾荒及饥民的实际情况增加粥厂及粥粮。四是明确规定粥厂的位置及距离，近城设粥厂，乡村设米厂。

雍正时期也实行以工代赈。雍正四年（1726年）二月，山东巡抚陈世倌以省城周围四十八州县卫所去岁遭遇水患，特奏请朝廷于开春之时兴修大清河工程，“令无食小民得力役之资，为糊口之计”，得到允准。雍正五年（1727年）二月，雍正帝在谕内阁时称：浙江杭嘉湖三府因头年被水，收成歉薄，民食艰困，当此青黄不接之时，着令动用库银4万两，或开浚河道，或修理缄垣。使百姓就近佣工，藉以糊口，这也是一种以工代赈。

①四川移民

明末清初，经过连年的战乱、疫疠，四川地荒丁亡的情况十分突出，面对这种情况，为了促进四川的经济恢复，清廷所实行的移民就垦政策也就有异于他省。雍正五年（1727年），清廷议准了三个较为重要的条例：第一，南方各省流入四川者甚多，有的“竟无执照可验”，因此议准：“凡入川穷民，务令各该地方官给以印照，到日验明安插。……其应准入籍者，即编入保甲，加意抚绥，毋使失所”。意味着移民入川程序走向规范化。第二，也是由于入川穷民的增多，川陕总督岳钟琪要求“给穷民牛具籽种，令其开垦荒地”。雍正帝令拨银十万两，“解川应用，倘有不敷，该督抚再为奏请”，同时要求四川地方官清查新入川的流民，以免“良奸莫辨”。表明雍正帝在移民增多的情势下对清理户籍以及地方安宁的重视。第三，为了解决土、客之间，以及移民之间围绕着土地所有权的“争讼”，户部奏准：“于各部司官内拣选四人，命往川省，又于候补、候选州县内拣选十六人，令其带往，会同松茂、建昌、川东、永宁四道，将丈量事宜，秉公妥酌，分委带往人员逐处清厘”。

雍正七年（1729年），四川的招民政策发生了变化。自雍正七年（1729年）为始，停其造册咨查。行令各省，将实在无业穷民愿往川省开垦者，给与印照，与先经查验覆到之各户一体安插；如无照之人，除在川各有生业准其编入保甲外，所有游手之民，著即查明，令回原籍”。这说明，在四川移民日多、荒地日少的情况下，对移民的入川，已经有了相当程度的限制。这一转变了的政策，在一段时间内被延续下来。

②东北移民

清军入关前辽沈地区约有100多万人口，随着清军的挥师入关，顺治初年盛京地区仅存人口3万余，而整个东北人口总量也不足40万。雍正朝流入东北地区的人口主要来自发谴犯人、京城八旗的移垦旗民和大规模对西北用兵而导致的需要安顿的西北移民。雍正帝即位后，为解决京城八旗人口日益拮据的生计问题及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雍正帝改革旗务，实施了京旗移垦政策。雍正帝将居住在京城一带的大批闲散的八旗旗人有秩序地移往东北地区，将东北区域内的荒废的耕地或者战争中无主的土地划拨给这些旗人耕种，通过农业垦殖，让他们自食其力，以此解决他们拮据的生计问题。同时随着雍正朝西北战事告捷，使得包括西北厄鲁特和柯尔克孜在内的大量人口来投，这些人口需要进行安顿。雍正帝将西北战争中投降的大批人口大规模地迁移到东北和内地进行安置，这些人口的到来也极大地补充了东北地区的缺失，有效地削弱了西北的军事压力，加强了清朝统治者对西北和东北地区的有效管控，促进了东北地区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

雍正帝在人权方面有一项改革，那就是削除一类人的贱民籍。雍正元年（1723年），山西、陕西因明建文末年未依附朱棣而被编入“乐户（官妓）”籍的后代，雍正帝命令摘除其“乐户”籍，使其成为民户，同年九月，他下令除掉绍兴曾反对朱元璋的那些人后代的“惰民”籍，使其成为民户，雍正五年（1727年）四月下令免除粤东“蜑户”籍，使其成民户。

雍正帝的镇压措施十分严厉。不论具体情节，抗官者即以反叛论处，斩杀不赦。甚至拒捕时，有人“共在一处，虽非下手之人，在旁目观，即系同恶共济”，均斩立决。对民间秘密结社，嘱咐官吏们“时时察访，弋获首恶，拔树寻根，永断瓜葛”。苏州手工业工人要求增加工资，罢工叫歇，雍正严加惩处，立碑永禁叫歇。

雍正帝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实行了改土归流的改革。雍正四年（1726年），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取消了土司，改派可以随时任免的流官。改土归流对于减轻对少数民族地区人民的压迫和剥削有帮助，对清朝实施全国性的统治和国家的统一有重要意义，但清朝在推行改土归流时过度强调使用武力，对一些地区的反抗采取了残酷的武力镇压，也给西南部分少数民族带来了灾难。

雍正帝继位之初，清廷调整西藏驻兵的政策，将驻藏清兵撤回内地。随着青海罗卜藏丹津叛乱，清廷再次派兵驻藏。戡平叛乱后，年羹尧的《青海善后事宜十三条》涉及整个藏区的治理方略：严控青海蒙古和硕特部；加强康区的防务；清军再次从西藏撤出。清廷开始对藏区进行行政划界厘定各藏区范围。

雍正五年二月初九日（1727年3月1日），僧格、马喇已由京起程赴藏，成为驻藏大臣设置之始。清廷为防止生变，固未派兵随大臣们进藏。雍正六年（1728年）五月，颇罗鼐获得卫藏战争胜利，八月，查郎阿、迈禄领北路军，周瑛领率南路军同抵拉萨。按照清廷早前的安排，留周瑛、迈禄领二千兵驻藏，这样大臣驻藏有了军队的保障。

驻藏大臣设置之初职数尚无定制，无规定的任期，尝试轮换。雍正六年（1728年）十一月，马喇则负责护送七世达赖喇嘛至里塘，这样驻藏大臣由二人增至三人，此后包进忠进藏，大臣驻藏又有增减。起初亦没有按照岳钟琪所设想的三年一换制，清廷还没有明确提出驻藏官员的轮换。这样驻藏大臣进入了新的轮换，同时清廷恐新任人不能熟悉西藏事务，著马喇先回，留僧格协同青保、苗寿等办事一年。这个过程是清廷摸索、完善大臣驻藏制度的过程。

参见：大义觉迷录

雍正帝宣称：“在逆贼等之意，徒谓本朝以满洲之君，入为中国之主，妄生此疆彼界之私，遂故为讪谤诋讥之说耳。不知本朝之为满洲，犹中国之有籍贯。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曾何损于圣德乎？”意思是这些逆贼的本意，不过是说本朝只是满洲的君主，而进关当了整个中国的皇帝，错误地怀着地域、民族的偏见，故意捏造一些言论来进行诽谤讥讽。而他们不懂得本朝原居地为满洲，好比中国人有籍贯于某地一样。古代的大舜籍贯是东夷，周文王籍贯是西夷，这丝毫不能损害他们圣人的光辉。反驳明末遗民说清朝入主中原的不正统，严防汉族士大夫阶层离心。

开始严格执行海禁，后来考虑到闽福百姓生计困难，同意适当开禁；雍正二年降旨准广东人移民台湾。但对外洋回来的人民仍有戒心。

当时外国商人来华贸易，日益增多，但雍正帝却不许中国商人出洋贸易，设置种种障碍，声言“海禁宁严毋宽，余无善策”。后来，在沿海各省的再三要求下，虽稍稍放宽海禁，但仍加以种种限制。尤其对久住外国的华侨商贩和劳工，“逾期不归，甘心流移外方，无可悯惜，不许其复回内地”。当时，西方先进国家正在鼓励海外贸易，而中国即使是杰出的君主也缺乏世界眼光，限制对外交往，故而成为国际潮流中的落伍者。

雍正三年（1725年）夏，沙皇俄国正式任命萨瓦·务拉迪思拉维赤伯爵为特命全权大使，出使中国，谈判贸易、划界、传教等问题。雍正帝在得到俄国的遣使通知后，即着手准备同俄国进行边界谈判。雍正四年（1726年）正月二十一日，命原理藩院尚书隆科多在察视阿尔泰山后，往喀尔喀蒙古边境查看疆界，等候与俄国使臣会谈。雍正帝还指令喀尔喀郡王、额驸策凌和散秩大臣四格为谈判成员。十月初八日，萨瓦到达北京，十一日觐见雍正帝，行三跪九叩礼，呈上国书。雍正帝命吏部尚书查弼纳、理藩院尚书特古忒、兵部侍郎图理琛与萨瓦会谈。双方在京会谈了30多次，一直延续到第二年的闰三月十四日，历时半年多。会谈中，双方进行了长时间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划界问题。萨瓦通过传教士巴多明收买了多年来即负责对俄事务的清朝大学士马齐，让他把清政府的有关决策和动向全部告诉了自己，使自己在谈判中居于主动。为了打开僵局，清廷主动在贸易等问题上作出让步。这样，双方终于在雍正五年（1727年）三月初十日就一些原则问题达成十条初步协议，俄国从中国获得了许多权益，而中国希望首先解决的划界问题，实际上尚未解决。

雍正五年（1727年）闰三月十四日，萨瓦一行离开北京，前往中俄边境，谈判划界问题，于五月开启谈判。谈判中，隆科多要求俄国归还侵占蒙古的大片土地，态度十分坚决。在这种情况下，萨瓦一面收买奸细噶尔丹（非准噶尔的噶尔丹），大量窃取中方的机密情报，一面实行军事威胁，在边界各城堡加修防御工事，将托博尔斯克的卫戍团调到边境，还致书边境地区的蒙古王公，声称由于隆科多的态度，“可能导致两国永世不和”，并公然扬言“俄国在欧洲的战争已告结束，现在可以把注意力集中于另一方面的边界了”。蒙古王公将俄方的动向奏报雍正帝。图理琛也以隆科多“固执己见”奏报，并将萨瓦致中国皇帝的信件转呈雍正帝，内容也是抱怨隆科多的强硬态度。萨瓦又利用巴多明等在北京进行活动，通过马齐劝说雍正帝让步。雍正帝在得知边境情况后，不愿意谈判破裂，决定对俄国让步。恰巧在这个时候，早就在接受审查的隆科多，又因他私藏玉牒底本的事情被揭发，处境愈加不利。当时议政大臣等认为，隆科多正与俄罗斯谈判划界的事情，应等他将此事办完，再革职拿问。但雍正帝却不听议政大臣等的意见，于六月初八日颁发谕旨，将隆科多召回，由策凌充任中方的首席代表。他对沙俄妥协退让，迅速按照俄方所提出的划界方案达成了协议，隆科多为维护清朝利益所做的努力也付之东流。中俄双方在七月十五日《布连斯奇条约》，第二年五月十八日又签订了《恰克图条约》。这两个条约把贝加尔湖东南一带和唐努乌梁海以北的叶尼塞河上游地区都划入了俄国版图，而且在贸易、宗教等方面给予俄国人的优厚待遇。另一方面，中国也阻止沙俄进一步蚕食蒙古的土地，保卫国家的领土主权，同时防止沙俄和准噶尔分裂势力相勾结，安定西北边疆。

其后，雍正帝还派托时和德新出使俄国。托时使团是中国派往“西方”国家的第一个使团。

雍正朝为防止国民掌握兵器的制造技术，构成对清王朝统治的威胁，雍正帝即位后便明令停止在康熙朝不断取得突破的火炮研制工作。防止外来势力上，对东方日本的防范则尤为严格。雍正六年（1728年）八月初一日，闽浙总督李卫奏：“日本在明朝时曾为海患，今闻招集中国无赖，学习弓矢技艺，打造战船，奸怀巨测。”雍正朱批：“严督各镇、协、营整顿枪械，不时巡哨，有通倭勾引穷民之奸商，访实拿究。”似乎倭患又将来临，高度戒备，随时防范。作为闽浙总督的李卫，在整个雍正朝都担负着直接防范日本的重要使命，具体负责有关事宜。

当时的日本江户幕府在农民起义和欧洲殖民主义侵扰的内外交困形势下，迫切需要清政府的支持，了解中国的情况，学习中国的文化和政治法律制度。但由于清廷的最高统治者雍正始终坚持中日贸易只许中国商人前往日本，不许日本商人来华的政策，以防倭患。所以，江户幕府只能在来日的中国商人中打主意，这又进一步加强了雍正对日本的防范。雍正帝一方面加强对中国商人的控制，命沿海各省一体遵行；另一方面命李卫派人前往日本打探情形，但雍正帝对日本的防范是根深蒂固的。

雍正帝即位之后，承袭了清朝自入关以后对朝鲜王朝的政策。雍正帝因为自己新即位，为了向朝鲜王朝展示清朝的友好政策，以及自己作为新任皇帝想继续维持双方间自清军入关之后，逐渐好转的关系，再次对朝鲜王朝减免了部分贡物。这次减免的贡物主要包括：布八百匹、獭皮百张、青鼠皮三百张、纸二千卷。同时，雍正帝为了显示清朝在处理与朝鲜王朝关系当中的诚意，下令修改将貂皮折合成银两的惯例，命令以实物进行赏赐。另一方面是支持朝鲜燕行使团的经贸活动。

随着两国关系的渐趋稳定，在处理涉及边民越境等司法案件的时候，在保证自身主权利益的前提下，清朝所推行的是比以往更加宽容的政策，清朝对于边民越境等司法案件所采取的宽尺度，也是清朝对朝鲜王朝实行“怀柔”政策的具体表现之一。雍正十三年（1735年），曾经发生朝鲜人李殷礼与清人王七等三十余人在义州江边共同偷挖人参的事件。这些偷挖人参的人都被清朝官兵缉拿归案。在处理这些偷盗犯人时，清政府采取了区别对待的方式。清政府将本国的王七等人严加审问，却将朝鲜人李殷礼转送回朝鲜国内，并希望朝鲜政府对其按律治罪即可。

雍正年间，云南与安南发生边界纠纷，沿边官员主张讨伐安南，雍正帝却说：“若进灭其国以复汉唐旧制，朕不忍也。……便将此数十里地界赐他，无损于国体，更表朕之仁政也，何妨乎？“其后安南国王上了“词意虔恭”的表文，雍正说：“朕览阅之余，甚为嘉悦。在王既知尽礼，在朕便可加恩。况此四十里之地，在云南为朕之内地，在安南仍为朕之外藩，一毫无所分别。著将此地仍赏赐该国王世守之！”雍正五年（1727年）六月十六日，在三跪九叩的隆重场面中，杭奕禄宣读了“赐地”敕谕，历时三年多的边界纠纷就这样结束了。

雍正帝当皇子时喜欢微服出行，广结侠义。某年到杭州，准备泛舟西湖游玩一番，刚出涌金门，看到一个书生在卖字，笔法颇为精到，胤禛便让他写了一副对联。其中有个“秋”字，书生却将“火”字旁写在了左边。胤禛便问：“这个‘秋’字你是不是写错了？”书生不以为然，说没写错，然后拿出一本名帖，翻开让胤禛比对。胤禛说：“你既然如此博学，为何不去博取个功名呢？干吗要在这卖字为生？”书生说：“我家里穷，连老婆孩子都养不活，只能靠卖字为生，哪敢想什么大富大贵呢！”胤禛于是慷慨解囊，说：“我这有钱，可以资助你博取个功名，到时候别忘了我就行。”书生万分感谢，后来还真就考取功名，入了翰林。

此时胤禛也已登基，一日从名册上看见书生的名字，想起那次杭州之行，于是便召其入内。胤禛随手写了一个“和”字，故意将“口”字边写在了左边，然后让人拿给书生看。书生不明所以，回答说这是个错字。胤禛微笑不语。第二天，胤禛让书生拿着诏书去浙江，浙江巡抚受诏，诏中说：命此书生在涌金门再卖字三年，再来供职。书生这才恍然大悟。

雍正帝青年时代就喜欢阅读佛家典籍，与僧侣往还，并著《集云百问》论佛旨，自号“破尘居士”、“圆明居士”。即位初期自比“释主”，用比丘文觉密参帷幄，引起朝臣的反对。雍正否认缁衣参政，但对释氏有节制。到晚年，在宫中做法会，亲自收门徒。他大修古刹名寺，给僧人赐封号，支持禅宗中的一派，著作《拣魔辨异录》，参与佛教内部宗派的斗争，又搞了《御选语录》一书，阐扬其佛学观点。雍正与道士也频繁接触，宫中养着娄近垣、贾士芳、张太虚等人。雍正看中佛老，是他认识到儒、佛、道三教学说中的一致性：“三教之觉民于海内也，理同出于一源，道并行而不悖”。

雍正帝的佛学著作，以中国佛教特有的禅宗为主，安抚喇嘛教只是为了防止西藏叛乱。雍正曾自号“圆明居士”，把古德参禅语要编辑成《御选语录》共十九卷，更从章嘉国师学习禅学。章嘉国师就是负责把《藏文大藏经》全部翻译成满文。雍正帝自许为禅宗血脉，编集《雍正御选语录》，并撰写《拣魔辨异录》，以上谕要求各地地方官对法藏、弘忍一系的僧人严加调查取缔，这样实属国王护法。

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康熙帝南巡时观览到宋代《耕织图》，感慨万端，遂命内廷供奉焦秉贞据其原意，重新绘制《耕织图》册。雍亲王胤禛善于揣摩父皇的心意，为投父皇所好，特命宫廷画师精心绘制一套《耕织图》进献给康熙。康熙自然龙颜大悦，对胤禛平添不少好感。《雍正耕织图》册以康熙年间刻版印制的《耕织图》为蓝本精心绘制而成。所不同的是胤禛耕织图中的主要人物如农夫、蚕妇等均为胤禛及其福晋等人的肖像，这在历代的耕织图中是仅见的。

历史上的雍正帝也真的是一位非常喜欢时尚的皇帝，他是历代封建皇帝中第一个穿上洋装的皇帝。他有头戴卷曲假发身穿洋服的画像流传于世。

在中国最早穿西服的是雍正帝，至今在故宫尚保留他的这一画像。这位精力充沛的皇帝喜欢玩赏钟表等西洋事物，他穿西装更多的是满足追新求异的猎奇心理。

此外，雍正帝在工作之余，闲暇之时，最爱喝葡萄酒。当时有不少的西洋传教士来中国传教，雍正帝像其他封建皇帝一样，为了稳定自己的统治，主张抵制传教的思想。但是他又与其他皇帝有所不同，他很喜欢传教士带进来的一些西洋物品，比如葡萄酒。据文献记载，当时有一位西洋御医就送过雍正皇帝3种葡萄酒：罗斯玛丽诺葡萄药酒、肉桂葡萄药酒和桃仁葡萄药酒。雍正帝都视其为珍宝，轻易舍不得喝掉。

雍正帝年少时就酷爱读书，书读得多，眼睛也近视了。直到当了皇帝批阅文件时就不得不佩戴眼镜了。眼镜是明代万历年间才从日本传入中国的，在清朝雍正时期，眼镜还是当时的稀罕之物。据说，他在皇宫里特设了专门为自己制造眼镜的部门，对制造眼镜的人提了不少建议，从制造材质到设计的款式都要求最好的。

雍正帝很喜欢西洋眼镜，倒不是雍正附庸风雅，确实是他已经眼花了，需要眼镜的帮助。据不完全统计，造办处为雍正帝专门制作的各式眼镜达35副之多，如水晶、茶晶、墨晶、玻璃眼镜等等。雍正帝把这些眼镜随处安放，每到一地，随手可取。在雍正经常起居的大内与圆明园的宫殿里，甚至在他的銮轿中，都放有专门的御用眼镜。不仅如此，雍正帝还把眼镜发放给泼灰处的工匠，作为一种实用的福利待遇。

雍正帝对道教也颇有兴趣，特别宠幸龙虎山驻京道士封娄近垣，封他为四品龙虎山提点、钦安殿住持，并加封为“妙正真人”。雍正帝早在当皇子时，就对炼丹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那时炼丹的主要目的是做给他父皇看，说明自己不谋求皇位，只一心炼丹。他还因此写过一首题为《烧丹》的诗：“铅砂和药物，松柏绕云坛。炉运阴阳火，功兼内外丹。”雍正帝对丹药的痴迷程度可谓是中国古代史上最后一位宠信道士迷恋丹药的皇帝。

雍正帝有《世宗宪皇帝御制文集》30卷，其中文集20卷、185篇；诗集两部10卷，一部是《雍邸集》7卷、382首，为登基之前在雍邸的作品；另一部是《四宜堂集》3卷、160首，为即位之后13年间的作品，诗集因在圆明园中修建的“四宜书屋”建筑群而得名。两集共收录诗歌542首。其中代表作品如下：

皇子

公主

养女

雍正继位问题是清初三大疑案（另外两个是孝庄下嫁和顺治出家）之一。雍正帝继位不久，一种其“矫诏得位”的传说便在宫廷和社会上不胫而走。大意是说，康熙帝遗诏原本是传位十四子胤禵，但皇四子胤禛将诏书“传位十四子”中的“十”字改为“于”字，成了“传位于四子”。又说，康熙帝在畅春园病重，胤禛趁势进了一碗人参汤，随后康熙帝就驾崩了，胤禛随即登位并逼死其生母，囚禁康熙意中人胤禵。由此，胤禛是否矫诏得位，历来史家看法不一，至今仍是一大难解的疑案。可归纳两种意见：一是“矫诏得位”，即篡位说，二是合法继位说。

关于雍正帝之死，史书记载非常简单，只是说，前一天，雍正帝在圆明园行宫病重，第二日下午病危，急召大臣，当晚即死掉了。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雍正帝的死亡，史料没有记载。张廷玉的私人记录，当时雍正帝七窍流血，令他“惊骇欲绝”。雍正帝暴卒，官书不记载其原因，这自然就引起人们的疑惑，再加上当时关于他为人的传说和评论颇多，就更容易引起人们的猜疑，于是就产生了各种说法。

有一说认为雍正帝“是中风死去的”。

（1）吕四娘刺杀

民间最为流行的说法是，当时有一位侠女叫吕四娘，她的父亲和爷爷都因文字狱被雍正杀害。为报仇，吕四娘砍去雍正的头。因此，在安葬雍正帝时，只好铸造了一颗金头。

（2）宫女太监刺杀

还有一种传说，说雍正九年，宫女与太监吴守义、霍成在雍正帝睡熟时，用绳缢之，气将绝，用太医张某之药而愈。

历史学家们近年来对清宫档案进行了大量研究，越来越多的史学工作者认为，雍正帝吃丹药中毒致死的可能性极大。如金梁曾怀疑雍正帝是吃道家丹药毒死的，杨启樵在《雍正及其密折制度研究》一书认为雍正帝是“服饵丹药中毒而死的”。鉴于雍正帝亲近道士，误食丹药中毒是很有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