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4-09-14 21:40
四大文明古国，是关于世界四大古代文明的统称。古代埃及、古代巴比伦、古代印度、中国（另有权威报道描述为古代中国或古中国）四大文明古国，实际上对应着世界四大文明发源地，分别是尼罗河流域、两河流域、印度河流域、黄河流域这四个大型人类文明最早诞生的地区，而稍后的爱琴文明未被包含其中。四大文明古国中文化没断过流、始终传承下来的只有中国。
梁启超在其写于1900年的《二十世纪太平洋歌》中，认为“地球上文明古国有四：中国、印度、埃及、小亚细亚是也”。
《世界文明史》（美国威廉·麦克高希）称“巴比伦、埃及、印度、希腊、中国是世界上曾经存在过的五大文明发源地”。
《全球通史》（美国斯塔夫里阿诺斯）中提及：“中东、印度、中国和欧洲这四块地区的肥沃的大河流域和平原，孕育了历史上最伟大的文明。这些文明使欧亚大陆成为起重大作用的世界历史中心地区。更明确地说，中东的文明中心包括尼罗河流域、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流域及伊朗高原；中国的文明中心是黄河流域；欧洲的文明中心在地中海北岸地区——这一地区从米诺斯文化时期至中世纪末期，一直在经济和文化上占有明显的优势。应该说明，这里所说的欧洲包括北非。”而在斯塔夫里阿诺斯的观点里，中东文明即包括了尼罗河文明和两河文明。
文明是人类发展史上的特殊阶段，是人类脱动物界后进一步脱离了原始野蛮状态的阶段。我们从考古学上怎么来判断呢。考古学发现和研究古代的物质遗存，我们主要依靠考古来论证文明起源，就需要在考古方面找到文明的标志。这不只是中国考古学的问题，也是一个世界考古学的普遍问题。对于考古学中的文明标准，国际上有一些通行的标准，这些标准是外国学者在考古工作中提出的，是不是完全适合中国的情况，当然还需要进一步考虑，可是直到今天为止，我们国内学术界还是使用这样的标准。
在这里向大家介绍一下这些标准是怎么出现的。这些标准得以流行是由于一本很流行的书。这本书1968年出版，作者格林·丹尼尔是英国学者，长期担任剑桥大学考古学系主任，他主要研究欧洲考古，而他还研究考古学的历史，担任过世界考古学史会议的主席。他写了一本书叫《最初的文明》，副标题是“文明起源的考古学”，书虽然很小，可是很流行，成为西方国家考古学生的必读书，不单在英国出版，美国等一些地方都有版本。就是这本书把刚才说的考古学上通行的文明标准普及到了全世界。其实这些标准并不是由丹尼尔提出的，我们仔细读一下他的书就知道，这是在1958年美国芝加哥大学东方研究所召开的一次研讨会上提出的。芝加哥大学东方研究所在近东考古和历史方面的研究是很深入的，这个研究所当时召开了一个“近东文明起源学术研讨会”，会上有一位学者叫克拉克洪，他提出了文明的三条标准，而后经丹尼尔补充，通过《最初的文明》一书在全世界得到了普及。这三条标准是：
第一条标准就是要有城市，就是发掘出的遗址中应该有城市，如果都是原始的小聚落是不行的，要有城市，也就是要有城市和乡村的对比和差别。这个标准还有量的限制，作为一个城市要能容纳五千人以上的人口。
第二个条件是文字，没有文字的文明很难想象，因为没有文字的发明，人类的思想文化的积累就不可能存留和传播。
第三个条件是要有复杂的礼仪建筑，什么叫复杂的礼仪建筑呢。简单来说，就是一个建筑物不是为了一般生活需要而建造的，而是为了宗教的、政治的或者经济的原因而特别建造的一种复杂的建筑。比如说古代埃及的金字塔，任何人去参观，站在金字塔前，对着狮身人面像，都会感觉到这是一种文明，这是没问题的。你不能说它是原始的，还是处在蒙昧、野蛮的状态，因为金字塔是坟墓，如果仅为了一般需要，无论如何也不需要建造这样大的建筑。它之所以被建造，是因为要尊重法老，使法老的灵魂可以永存，这就代表了文明时代的阶级分化和统治。
由克拉克洪归纳提出、经过丹尼尔推广的考古学上的文明标准，就是这三条。他们说，由于古代遗留的信息很少，只要有两条就够了，而在两条里面，文字是不可缺的，有了文字再有其他的一种，就可以认为是文明社会了。
这个看法传到东方，不管是在日本还是中国，学者都觉得有点不够，提出来最好再加上一条，就是冶金术的发明和使用。在我们国内，冶金术被普遍认为是一个标准，那么我们就有四条标准了。当然，这些标准是不是真正适合我们中国古代的历史状况，我看将来还可以讨论研究。
中国
通常说，中国同巴比伦、埃及、印度一样，是拥有五千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可是，长期以来，按照历史编年，中国实际上只有商周以后四千年文明史的考古证明，商代以前的历史，由于缺乏确切的考古资料，还停留在传说阶段。而其他文明古国早在19世纪到20世纪初，就有了距今五千年前后的文字、城郭、金属等考古发现。
从考古学角度看，中国文明史比人家少了一千年。在这样的情况下，甚至有人认为，中国的文明是从西方来的，是近东两河流域成熟了的文明的再现与发展。
中华五千年文明的证据何在？一代又一代学者倾力求解。
1983年，考古工作者在辽宁省凌源县（现凌源市）和建平县交界处发现距今5000年的红山文化晚期的“积石冢”群等重要遗迹，包括女神庙遗址和由三层圆坛与三层方坛组成的大型祭祀遗址。中华五千年文明史得一实证。
“这些考古发现已远远不是原始氏族制度所能涵盖解释的内容，已有突破氏族制度的新概念出现，说明中国早在5000年前，已经产生了植根于公社，又凌驾于公社之上的高一级的社会组织形式。”考古学家苏秉琦在《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一书中指出，“这一发现把中华文明史提前了1000年。”
冯时的研究马不停蹄，牛河梁的发现为他提供了“重磅”资料。
1993年，冯时发表《红山文化三环石坛的天文学研究——兼论中国最早的圜丘与方丘》，指出牛河梁祭祀遗址的圆坛与方坛，是中国已发现的最早的祭天圜丘与祭地方丘，是古代天圆地方宇宙模式的象征，其形制与北京明清两朝的天坛与地坛呼应，是五千年前“规矩”的重现。
他结合《周髀算经》与西水坡45号墓的研究，进而指出，牛河梁圜丘平面之三环，由内向外，正是《周髀算经》七衡图显示的内衡、中衡和外衡，分别象征夏至日、春秋二分日、冬至日的日行轨迹，圜丘的内衡直径是外衡直径的1/2，三衡直径呈等比数列，这不仅描述了一整套宇宙理论，还准确表现了分至日的昼夜关系，其显示的古人对宇宙的认识水平，足以令世人惊叹。
2006年，冯时出版《中国古代的天文与人文》一书，进一步分析指出，正方形外接圆的直径恰是同一正方形内切圆直径（等于正方形边长）√2的倍，如果连续使用这种方法，并省略方图，便可得到牛河梁圜丘的三环图形；牛河梁方丘，由内向外三个正方形的原始长度都是9的整数倍，是以内方为基本单位逐步扩充的结果，方丘的设计正是利用了古人对勾股定理加以证明的“弦图”的基本图形，也就是九九标准方图。
他的这一论证，极大丰富了人们对牛河梁所代表的五千年前中华先人文明水平的认识，也让人们理解了《周髀算经》与《营造法式》等中华典籍中“正方形+外接圆”所代表的天圆地方宇宙图形的文化要义——天圆之径与地方之边形成的√2比值，正是中国古代建筑平面与立面构图惯用的经典比例，对此，古代匠人手执规矩便可掌控，天地交泰、阴阳和合的哲学理念尽在其中，五千年一以贯之。
牛河梁方丘显现的以内方为基本模数的构图方法，与中国古代都城营造以宫城为基本模数的设计手法相合，同样是五千年一以贯之。
中华五千年不间断的文明史，在此得到高度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