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20年代前后，北洋军阀统治前期，在中国满布阴霾的天空中，响起一声春雷，一场崇尚科学、反对封建迷信、抨击几千年封建思想的文化启蒙运动──新文化运动爆发了。

出人意料的是，在这场文化革命中，属于美术范畴的中国画会成为重要内容之一。1919年1月，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重要领袖陈独秀在《新青年》杂志撰文，“若想把中国画改良，首先要革王画的命。因为改良中国画，断不能不采用洋画写实的精神。”

改良中国画的主张并非陈独秀首创。最早提出改良中国画的是戊戌变法领袖康有为。1917年，康有为在自己的美术史论著《万木草堂藏画目》的序言中明确提出“中国近世之画衰败极矣，由画论之谬也。请正其本，探其始，明其训。”

也就是在新文化运动中，后来深深地影响了现代中国画的徐悲鸿也发出了“中国画学之颓败，至今日已极矣”的哀叹。

在这样一批名宿大家的推波助澜声中，中国的文化领域迎来了一次“美术革命”，美术革命的对象正如陈独秀所言，是要革“王画”的命。

在中国远古大禹治水的神话中，太湖流域有“三江既入，震泽底定”的说法。震泽是太湖的古名；三江，指的是太湖进入东海的三条主要河流——东江、淞江和娄江。眼前的这条江就是娄江，在娄江的东面是著名的历史名城太仓也称娄东。这里不仅是郑和七下西洋的始发地，也是昆曲和江南丝竹的发源地。300多年前，这里还诞生了一个在中国美术史上举足轻重的画派，这个画派的影响力甚至一直延续到了今天。这就是以王时敏、王原祁、王鉴为核心的娄东画派。

娄东画派的代表人物都姓王，王姓在明清时期一直是太仓的望族。在中国美术史上，娄东画派和四王是两个相互纠缠和重叠的概念。四王中的三王——王时敏、王鉴、王原祁都出生在太仓，王翚则出生在离太仓不远的虞山。王翚年轻时就追随王鉴学画，后经王鉴介绍，到太仓做了王时敏的入室弟子，日后自成一派称为虞山画派。四王在娄东一带，学习和推崇以明代画家董其昌倡导的南宗山水画法，很快就形成了特有的娄东画风。

在绘画风格与艺术思想上，娄东画派深受董其昌的影响，他们临摹大量古人作品。在借鉴古人立意、布局、运笔、色彩、线条等方面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他们以临古为主的艺术实践中积累了深厚的笔墨功夫，重视笔墨的趣味和美感，在作品中表现出平淡天真、超逸萧散的文人画审美特征。

这个画派引领满清画坛300多年。直到20世纪初，中西文化在新旧更迭的大革命时代剧烈地撞击和交融，这个在封建时代煊赫一时的画坛正统成为美术革命中口诛笔伐的对象。不管是出于政治的还是艺术的目的，一个有目共睹的事实是，在此后的近一个世纪中，王画一直被视为腐朽和落后的代表。这种情形一直到近十年间才有所改观，在改革开放所带来的新一轮的中西文化交流中，艺术界和学术界开始重新审视王画的价值。

一个发端于偏僻的娄水之畔的画派，为什么能够成为统治中国画坛三百年的盟主呢？对这个画派产生重要影响的董其昌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又究竟起了怎样的作用呢？事情还得从清兵入关的时候说起。

这是清顺治二年，也就是1645年6月。太仓城的天气异常闷热，没有风，城外偶尔传来几声凄厉的乌鸦叫声，不祥的空气笼罩着这座古老的小城。

南征的清军已经围城三天。就在不久前，传来了清军在扬州和嘉定屠城的消息。兵临城下，太仓城中有威望的士族们聚在一起商量对策，这其中就有曾在明崇祯朝做过太常寺卿的王时敏。

天平的一头是名节，一头是全城百姓的生命，孰轻孰重？王时敏在痛苦和矛盾中反复挣扎。

终于，在血色残阳中，王时敏承受着常人难以承受的压力，率领士绅们打开了太仓的城门。

降清之后，王时敏拒绝了满清朝廷的入仕邀请。这位背负着极大精神压力的老人把余生都倾注在了读书作画上。正是因为王时敏寄情于山水的逃避，才有了后来的娄东画派，他的孙子王原祁才能成为引领一代画坛的杰出领袖。

在今天的太仓城，矗立着一座巍峨的牌坊，牌坊的一面写着“四代一品”，另一面写着“两世鼎甲”，这是太仓人为纪念明清时当地的望族——王锡爵家族而建造的。

从王锡爵开始，王家四代人历任明清两朝的重臣。权重一时，又是文人世家，王家收藏了大量的名人字画，收藏之富在江浙一带是屈指可数的。

在那个印刷术落后、又没有公众博物馆的年代，谁家中的名人真迹多，谁家的子弟就有比别人更优越的条件学习书画。王时敏的孙子王原祁就是在名人真迹的浸泡下长大的。

王时敏非常钟爱这个孙子，竭尽所能传授绘画技艺。王原祁从小就显示出极高的绘画天赋。据说曾经有一次，王时敏看到书房的墙上挂着一幅画，怎么也想不起来是什么时候画的，直到小孙子笑出声来，才惊诧地发现，这幅和自己难辨真伪的画居然是13岁的孙子画的。

尽管收藏有大量的名人真迹，但王时敏指导孙子用的教材，最主要的却是一本他自己年轻时学画用的册页，册页是他的老师董其昌亲手绘制的。

说到娄东画派，董其昌是一位不得不说的人物。

董其昌字玄宰，官至南京 礼部尚书，曾做过太子的老师。明代后期著名的画家、书法家、书画理论家、书画鉴赏家。他在中国美术史上的突出贡献，就是提出了南北宗画论。他按照佛教禅宗的分法把中国画分为南北两宗，两宗的主要区别是风格：南宗是文人画，有书卷气，有天趣，是“顿悟”的表现；北宗是行家画，只重苦练，无天趣可言，是“渐修”的表现。董其昌在《画禅室随笔》中将中国绘画分为南北宗时，将绘画的目的是“为寄”、“为乐”，还是“为功”、“为利”，作为衡量判别一位画家究竟隶属何方阵营的重要尺度。

董其昌崇南贬北的绘画思想，深刻地影响了王时敏、王原祁，深刻地影响了整个娄东画派。

当时的董其昌已经是名满天下的大家，能够得到他亲自传授的人寥寥无几。在王锡爵还在明朝任首辅的时候，由他一手提携起来的董其昌就已经成为王家的绘画教师，王时敏和董其昌的关系实质上是半师半友的关系。

王时敏尽得董其昌衣钵，他又把这衣钵原原本本地传给了孙子王原祁。

大量学习真迹，爷爷的悉心传授，加上天资聪颖，王原祁很快成长为一名远近闻名的画家。那么，清代著名画家数以千计，王原祁为什么能够脱颖而出，成为有清一代画坛的领袖人物？这和王原祁尽得董其昌的精髓，画风酷似董其昌有着莫大的关系。因为，就在王原祁出名的时候，北京的紫禁城里出了一位同样是天资聪颖的皇帝，他不仅酷爱书画，而且酷爱董其昌。

这是清康熙四十一年，也就是公元1702年。坐落在北京朝阳门外的东庙刚刚被整修一新，康熙皇帝带着许多文武大臣一起到东庙参加落成法会。皇帝为庙宇题写匾额是法会上少不了的头等大事，令人意外的是，康熙刚刚为东庙题写完匾额，又提笔专门书写了“谷诒堂”三个字，赐给了随行的一位大臣。

这位地位特殊、备受荣宠的大臣，就是来自江苏太仓的画家王原祁。两年前，他刚刚被康熙钦点进入南书房担任供奉画家。

这一年，王原祁已整整60岁了。或许连他自己也没有想到，在他生命中的最后15年，会得到大清皇帝的赏识，从此官运亨通、地位显赫。

王原祁先在康熙南书房为内廷鉴定书画，后来奉旨主持编纂了中国书画史上的一部类书巨著——《佩文斋书画谱》。70岁以后，王原祁荣升翰林院掌院学士、经筵讲官，画名大噪朝野。

那么，为什么王原祁会备受康熙皇帝的赏识呢？康熙皇帝又为什么不选择那些比王原祁更有名的画家，偏偏选中了王原祁呢？

作为一位文化艺术素养极高的皇帝，康熙对董其昌可谓是推崇备至。他曾说过“董其昌书法，天姿迥异，其高秀圆润之致，流行楮墨间，非诸家所能及也。”

在四王名动画坛的时候，在江南也有另外四个人画名远播，石涛便是其中之一。这四个人都是出家人，于是人们把他们合称“四僧”。

四僧都以明朝遗民自居，在政治上对清政府采取不合作的态度。在他们的笔下，绝对看不到四王那种恬淡温和、中规中矩。他们直面自然、直面人生，随意挥写胸中的真情实感，通过笔墨抚慰心中的创伤和痛苦。

王原祁曾经对石涛作过这样的评价“海内丹青家不能尽识，而大江以南，当推石涛为第一，予与石谷皆有所未逮。”这里所说的石谷就是四王中的另一位集大成者王翚。

四僧与四王是截然不同的两种文人，一个在野，一个在朝，画风也泾渭分明。但就是在康熙皇帝对汉族文人所采取的温情脉脉的怀柔政策之下，两个不同阵营的大师竟然联手完成了一幅流传后世的名作。

在今天的台北故宫博物院中收藏着这样一幅画，它是作为一代大师石涛被皇家收藏的唯一一幅作品，但严格来说，这只能算是半幅作品。而另一半，则是由另一位大师王原祁完成的。

就是这样一个统领画坛数百年的第一画派，在近现代的地位却一落千丈。在西方文化介入近现代中国文化变革，西方艺术成为现代中国艺术的主要参照系的情况下，康有为、陈独秀把矛头直指王画，后来在现代中国画坛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徐悲鸿等人又把这一思想延续了半个世纪，娄东画派的作品几乎成了反面教材。

直到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的中国以博大的胸怀吸纳来自世界各地的文化，视野逐渐开阔了的中国画坛才开始重新审视娄东画派，认真品味那些诞生在康乾盛世的伟大作品，王画的艺术和社会价值因此被重新发现。

娄东派的影响，至同、光而不减，竟有“小四王”和“后四王”之称。以王昱最接近王原祁本家面目。黄鼎多用于干笔擦，淡墨渴染，有苍郁之趣。方士庶曾受其法。唐岱兼法宋元，笔墨工稳，略变王原祁面貌，成为娄东派中的院体画家。钱维城所画，则兼有松江派的遗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