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南高举农奴戟,

转战赣闽筹款糈。

确保长征通电讯，

奋求解放主军需。

清廉淡泊坚操守，

好学勤劳忘弱躯。

奉献终生钦亮节，

功标青史仰遗模。

1990年12月于北京

纪念宋裕和部长

杨立平

千棵柳处见长者，

垂询湘南话汝城。

倏忽风云卅五载，

犹忆音容笑貌生。

注：1 千棵柳系当年华中局驻地。

2 汝城，宋部长故乡。

1991年元月

不能忘记过去

参加今天这个纪念座谈会，我感到很兴奋。一方面是纪念宋裕和同志，同时也会见了许多老战友。这也是继承和发扬我党我军优良传统的一个具体行动。

我与宋裕和同志在一起有两次。一次1942—1943年，他在新四军任供给部部长，我在淮南搞政府工作。第二次是1946年在山东，我在新四军任军工部部长，我俩都在军部，常有联系。

我和宋裕和同志相处时间不算长，但他的思想作风和工作精神却给我留下极深的印象。

宋裕和同志是一位工农出身的干部，但他很善于揣摩知识分子干部的心理，因而很理解他们，关心和爱护它们。我举一个例子：那是在苏北盐城的时候，当时部队伙食很差，已经很久没有吃到荤菜了。我们几个小知识分子干部，嘴上不讲，心里很馋，想吃点肉。这被宋裕和同志知道了。他对我们说，肉我们吃不起，星期天请到我们家吃一次蛋炒饭吧。宋裕和同志比我们大，他把我们看着是小青年，小知识分子。我们把他看着是革命前辈，革命大家庭中的兄长。在生活条件艰苦的那些日子，他为了关心我们，多次叫我们到他家吃饭，其中去得比较多的有唐少田、于眉和我三个人。宋裕和同志就是以这种同志加兄长的态度对待周围的人员，尤其是比他年轻的知识分子干部。他总是最大限度的发挥出自己的那一份热量，来增加革命队伍的温暖。我总感到，在他的身上表现出知识分子干部常常缺少的一种闪光的东西。

宋裕和同志将严于律己的作风用于处理军民、军地关系，在当时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在今天来仍有借鉴作用。他做了一辈子后勤工作，从红军开始，直到担任三野后勤司令和总后勤部的领导工作。又大量的军民、军地关系方面的问题要他去处理。他遇到这类事情，总是严格要求自己的干部、战士，宽待群众和地方的通知，因而使许多问题都能得到迅速而圆满的解决，并扩大了党和军队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战争时期的后勤工作是很艰巨的，有时是在没有根据地的情况下进行保障供给的，困难之大，可想而知。但是，宋裕和同志坚决执行了毛主席制定的方针、路线和政策，尤其对军民、军地关系问题上处理更为出色，从而得到了和地方的拥护和支持。如果没有军民、军地的密切配合，在那样条件下要做好后勤保障，取得战争的胜利，那是很困难的，甚至是难以想象的。

今天，我们应向往未来，但我们不能忘记过去。本来，上午还有一个专业会议要我出席。当新四军研究会后勤分会告诉我要召开这个会，我马上表示一定来参加。我们不能忘记过去，不能忘记革命。没有革命，其他专业工作就谈不上。在国际风云变幻、内外敌对势力颠复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今天，我们来纪念宋裕和同志，继承和发扬革命前辈的美德和优良传统，对于保卫无数革命志士用鲜血和汗水得来的胜利果实，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有着尖锐地现实意义。

1991年6月

（这是汪道涵同志在南京军区后勤部、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后勤分会召开的纪念宋裕和同志逝世二十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根据记录整理。标题为编者所加）

一位值得敬佩的战友

宋裕和同志是我们的前辈，也是我尊敬的一位战友。早在井冈山时期，他就和毛委员、朱总司令、陈毅同志在一起，并在他们领导下工作。那时，我还在家里读书。1928年，我参加了革命，开始在地方工作。1929年到了部队。1930年打张辉瓒的时候，我就和宋裕和同志在一起工作了。我当时15岁，他比我大十几岁。先是在红三军，我是该军特务团团委青年委员，兼该团宣传队长。不久以调团二连任副政委、政委。打了张辉瓒之后，我调到军部。这时，中央军委决定，要争取从张辉瓒那里解放过来的几个电台技术人员建立起红军自己的无线电通讯，成立红军无线电总队。宋裕和同志被调任无线电部队政委。当时的技术人员有王铮同志，刘寅同志。王铮同志后来是我军副总参谋长，刘寅同志是电子工业部长，成为我党我军的高级干部。宋裕和同志当时对解放过来的无线电业务技术人员，不仅政治上关心，生活上也很照顾。尽管条件十分艰苦，还是每人每月发三块银元，由老宋直接发到他们手里。

红军长征以后，我和宋裕和同志又在一起。我在中央军委二局，王铮在三局，宋在四局任局长。

1937年我同宋裕和同志一道调新四军工作，一道离开延安到了武汉，后又随军部到了皖南，又同宋裕和同志在一起，直到解放上海。

全国解放后，宋裕和同志到了北京，我也到了北京。我们之间一直没有离开过。

我和宋裕和同志战友情谊极深。他的家就是我的家，我的家就是他的家，我们经常往来。“文革”中间，他和王震同志被充军到江西抚州。如果不是这样，他不会死得那么早。

宋裕和同志为了党的事业，国家的事业，特别是在战争中的支前、供给等后勤工作，鞠躬尽瘁，功垂史册。我和他几十年的共事相处，深感到他的身上有几个鲜明的特色，很值得我们学习。

一是，忠于党，忠于他的事业。他这个人，凡是党分配的工作，从不挑剔，几十年如一日，甘做无名英雄。

二是，政治上十分坚定。在政治风浪之中，在生死考验面前，他绝不动摇。文革中，他顶着压力为我和许多老同志实事求是地写了证明材料，这些老同志对他非常感激。在战争年代，更是哪里有困难、有危险，他就到哪里去。只有前进，绝无退缩。

三是，顽强的工作精神。在他那里，不晓得什么叫疲劳，什么叫困难。再大的困难，他也能想办法去克服。长征途中，筹集粮草真是难上加难，他在那种境况下受命负责供给工作，为了部队的作战与生存，为了中央领导机关的基本生活需要，可以说，他是想尽了一切办法的。

四是，对同志亲密无间。对上对下都如此。一个通讯员要他讲革命故事，他只要有时间就会讲给他听。解放后，我送给他一张照片，是我和他两个人在1938年合拍的。当他知道这照片我只有一张，送给他自己没有了，又把这张照片送还给我。这说明，即使在细小事情上，他都很注意为别人着想。同志们都感到，与他相处没有距离，心情舒畅，因而革命的积极性也更为高涨。

宋裕和同志的确是一位可敬可佩的老同志，是我们学习的榜样。今天，在怀念他的时候。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仍是那样清晰在目。

现在有些青年同志，不知道过去战争年代的艰难困苦。这主要有一个教育问题。如果把宋裕和同志的生动事迹讲给他们听，或者拍成电影电视让他们看，相信青年同志也会为之感动的。

1991年6月

（这是胡立教同志在南京军区后勤部、上海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后勤分会召开的纪念宋裕和同志逝世二十周年座谈会上的发言。根据记录整理。标题为编者所加）

追思我的领导和战友宋裕和同志

宋裕和同志是一位参加过秋收起义和二万五千里长征的革命前辈。他从中央苏区开始即从事红军的粮款筹集和军需供给，可谓我军后勤保障工作的创始人之一。

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年代，我有幸几度在他的领导下工作。有时朝夕相处，有时书信往来，他对我的信任、关心、教诲和相互之间的革命情谊，虽已时过境迁，几十有年，但许多往事至今仍然在目。

一、在夏家渡的夜宿和谈话

1940年12月初，皖南事变发生前夕，政治军事情势吃紧，使人有山雨欲来风满楼之感。为了应付不测，新四军的后勤系统开始梯次向长江边沿移进。我当时任第二兵站站长，驻在太平。大约是12月5日或6日，我奉到命令将第二兵站从太平移驻到夏家渡。时隔不久，大约12月20日左右，宋裕和同志率领军部后勤系统各单位和执法连组成的先遣支队，向苏北转移途中到达了夏家渡。这支队伍大约有千人左右，宋任支队长，军部军法处长汤光恢同志任政治委员。执法连的人都很威风，给我印象很深。因为他们每个人都配有一支新的驳壳枪，这在当时是很不容易的，那是叶挺军长亲自帮助武装的。

在夏家渡，宋裕和同志就住在我的房间，为他临时加了一个单人铺。晚上，两个人作了长谈。他向我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军事情况，讲了他这次带领先遣人员渡江北进的意图，井告诉我第二批转移的人员马上就会跟上来。

当时，我们兵站的任务很重，不仅要接送新四军北撤的人员，而且还有印刷机器、医院设备和药品等各种物资1100多担，也要我们负责转运。为了完成这些任务，宋裕和同志在谈话中特别强调两点：一是时间紧急，要分秒必争，不允许有任何拖延；二是对驻地周围的友军负责人的政治态度要逐个进行分析，做好统战工作，争取得到他们的支持。实践证明，这一条非常重要。夏家渡周围驻的是国民党108师的一个旅。旅长姓王，湖南人。这支部队老底是张学良的东北军。宋带领的先遣支队要经过他们防区，新四军有一份公函给他们。这份公函是我亲自送给王旅长的。经过工作，王对我们比较友好，表示对我军北上抗日愿意给予方便。同我们兵站驻地最靠近的是国民党108师的一个炮兵营，营长姓张，东北人。他对我们的态度比那位王旅长还要更好一些。他主动提出如有困难可以找他解决。我们运送那1100多担物资，都是由他出面指令国民党当地区政府派出民工负责运输并按时完成了任务。

宋裕和同志在夏家渡停留的时间很短，但那天夜晚他对我的谈话，从全局到局部，从情况到分析，从要求到方法，对我们第二兵站在仓促之中能够顺利地完成那些繁重的运输任务和安全转移，起到了随时制宜的作用。

二、“外松内紧”爱护干部的独特风格

我们兵站从江南撤到苏北盐城以后，得悉皖南事变发生。为了反击国民党反动派的罪恶阴谋，中央军委发布了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新军部随之在苏北盐城建立。在后勤机构设置上也不再受国民党的约束，决定撤消军需处，建立供给部。宋担任第一任供给部长。当时，有几个撤退到盐城的兵站外派到其他地区执行任务，决定我们第二兵站人员留在军部编入供给部机关序列，并任命我为军实料第一任科长。

在这之前，为供给部的机构设置、干部来源以及工作制度，宋裕和同志多次找我商量，征求我的意见。我总是先听他的设想，尊重和赞同他的考虑。也有时提出自己的看法和补充，他总是认真听取并采纳。经过上下酝酿，很快决定在部内设立军实科、粮秣科、会计科、总务科和警通排。干部主要来自兵站系统，其次是抗大五分校的毕业生和少数教职人员，再就是从部队抽调的，如会计科冯文就是从二师调上来的。还有几个人是从医院已治好的伤员中调来的。

宋裕和同志对他的下属干部很信任，真是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很爱护，无论是政治思想上还是生活上都很关心；很严格，干部有缺点、错误，批评起来从不客气。但他有一个特点，就是在外面，无论是会议上还是同外单位接触中，当有人谈到他下属干部的问题时，他从不轻易相信，更不随声附和，反而要往往说一些这个干部的好话。而在他回部以后，必定要找这个干部谈心，把外面的反映告诉他，并了解真实情况，绝不听信传言，更不护短。他认为供给部的干部工作认真，作风廉洁，生活艰苦，在兄弟部门之间理应为大家所了解，有一个良好的声誉。而要保持和提高这一声誉，又要从严格要求做起，从自己带头做起，他不允许对工作有丝毫的敷衍塞责。他对下属干部的这种“外松内紧”的做法，大家都很赞赏。

三、办事公道、敢于负责的可贵作风

宋裕和同志工作大胆，敢于负责；办事公道，甚至爱打不平。有人说他脾气不好，因而也得罪了一些人。毛主席曾强调、金无足金，人无完人。看人要从大局着眼，看其主流，更不能以偏概全。他对于自己下级的缺点批评是很严厉的，甚至也有批评错了的。但他一旦发现自己错了，也敢于认错，绝不搞文过饰非。下面干部对他有时脾气不好，是能谅解的，因为大家知道他是出于公心，出于好心，没有私心。

宋办事公道，对人公平，从不抹煞别人的成绩。当时军部没有钱，没有物资，钱要靠各师、主要是驻在经济条件比较富裕地区的一、二、七师上缴；物资则靠自己采购。但军供给部只配备一个专职采购员，非常辛苦。当然，大量重要物资还要靠叶进明、忻元锡等同志通过地下航线从上海采集。宋对于各个方面、各个同志的贡献总是牢记在心，常有评说，并流游出革命战友之间的感激之情。

当时战争环境，敌人封锁，条件很差，供给部的担子是很重的。他常对我们说，盐城周围有日寇、和平军、韩德勤，在这样的恶劣环境下，人员要尽可能到前方去打仗，供给部一个人应该做几个人的事，上到部长、下到战士都要做具体工作。宋对这些话是身体力行的。他出身贫苦，没有读过书，文化水平低。但他学习努力，文化提高很快，有不少来往文书都是他自己写的。以此减轻秘书（当时叫书记）的负担，让他腾出时间去做其他工作。由于他经常自己动笔，后来他的字写得已很不错。

宋裕和同志离开我们20年了。斗转星移，今非昔比。但是，他那种对国家、对人民、对同志所表现出来的高度负责精神和忠诚品质，仍然很值得后人学习。

1991年2月

良师益友好领导—怀念宋裕和同志

自《后勒》杂志要我写一篇纪念宋裕和同志逝世二十年的文章以来，我的头脑里就天天浮现宋裕和同志的形象，一位对革命事业信仰坚定，对肩负工作极端认真，对周围同志和蔼可亲的领导人的形象。我在新四军建军初期就接触到这位长者，并受到他的关怀教诲。皖南事变后我较早离开军队，转到地方工作，没有长期直接在他领导多下从事工作的机会，建国严十一年来只在上海、北京见过几次面，尽管如此，他在皖南和盐城军部给我的教育和几十年来历次相遇所留下的印象，却使我永远不能忘怀。怎样解释这种现象呢？我想如果用现在通用语言，就是宋裕和同志有一种高尚的品德，一种开放的性格，对人们产生很强的透明感和很高的凝聚力。

从南昌建军之初，宋裕和同志是我接触到的新四军几位主要领导人之一。他受叶挺、项英等军首长的委托，对我们这支由青年学生、工人组成的七海煤业救护队关怀备至。他同刘先胜、张凯、郑伯克同志不论工作多么繁重，几乎三天两头到救护队来，关心我们的生活，指导我们学习，找队员们交朋友谈心。他不止一次向大家讲述长征的故事，讲抗日救国的道理，讲社会发展史。队员们从宋裕和同志笑容可掬的面部特征，很快认出他就是埃特加·斯诺所著《西行漫记》照片中介绍的跟随毛丰席从井冈山经两万五千里长征到达延安的为数不多的领导人之一，仰慕之情，随之骤升，所以大家都特别愿意接近他，向他敞开思想，聆听他的教海。在南昌，项英、李一氓、周子昆，宋裕和、张元寿同志一起部署我们去南方几个边区去接运红军游击队伤病员。这是一件复杂而艰险的任务，对于我们参加革命不久的城市青年来说，是一次严峻的考验。宋裕和同志对此非常关心。我们成功了，他给我们鼓励，当我们遇到困难或阻力，他便给我们指点。当他知道救护队里有人闹分裂，他态度鲜明地支持我们。当他听说国民党省政府对我们施行迫害，他及时按李一氓秘书长的指示，布置我们分批开往皖南。煤业救护队百来人得以冲破内外阻力，集体参军，实现夙愿，宋裕和同志给了我们很大帮助。

到了皖南，宋裕和同志继续重视和运用我们这批救护队的力量。他根据东南局和军部领导的指示，作出了既符合形势需要，又适应队员们意愿的安排。他支持叶进明、王公道和我使救护队的汽车配合总兵站的工作，成立了新四军第一支汽车运输队。他支持乐时鸣、蒋传源同志在徽州、径县一带用工业合作社名义建立造纸、纱布、造烛、制鞋等第一批军实工厂和作坊。他支持叶进明、陈昌吉同志和我用煤业救护队筹集的资金，向上海、宁波等地购进设备、成立新四军第一个印刷所，实现了袁国平、李一氓等伺志的要求，为扩大我军的宣传工作创造了条件。他又支持我们同上海的进步上层保持联系，动员人力物力和财力援助我军。更重要的是他深为理解，积极支持煤业救护队广大队员“参军杀敌”、“追求进步”的要求，使同志们尽快到军部进教导队学习或直接分派到前方工作，满足了大家的心愿。总之，在建军初期的繁忙工作中，宋裕和同志从未忽视煤业救护队的参军以及参军后的煤业救护队。1939、1940两年我在岩寺兵站工作，受张元寿、叶进明为首的总站长领导。但由于我经常被派到屯溪及上饶“第三战区长官司令部”和“江南兵站总监部”交涉领取每月九万元（后改十三万六千元）军饷及一部分械弹给养，所以要对宋裕和同志为处长的军需处直接负责。同国民党官僚机关打交道是很艰难的，尤其是在第一、二次反共磨擦高潮时期，真是跑断腿，磨破嘴，要有点耐力和韧劲。当我办成功回来，裕和同志给我鼓励表扬，发生顶牛有了挫拆，裕和同志同张元寿、叶进明同志都会给我打气指点。裕和同志说道，我们向三战区领响是根据国共两党谈判协定，不是去讨饭吃。凡有道理的，当然要据理力争，争不到，他们输了理，你也不用泄气。中国革命从来不靠国民党施舍，一靠缴获，二靠老百姓，三靠自己动手。后来我在坚持斗争的同时，运用了一点策略，向宋裕和同志要了一批缴获的日本战刀、日本呢子军大衣和乌龟壳手枪，作为礼品送给江南总监陈劲节及其部下，居然生了效。回来后裕和同志说，这就算是“迁回战术”吧，咱们共产党新四军别的迂回不起，搞点战利品去迁回迁回，还是办得到的。不过此后风云变幻，国民党铁下心要发动晚南事变，我也不再去迁回了。当我从浙江兵工厂搞到一批弹药枪械回军部时已经山雨欲来，接近临战，宋裕和同志也率先遣队离云岭北上渡江了。

三年皖南，一生难忘。宋裕和同志作为军部领导成员，对于我的教育与影响很大，是我“一生难忘”的一部分。他对青年知识分子的爱护与使用，有一二事例给人印象至深。煤业救护队初到皖南，一位救护队的青年文书，为了分送丝棉背心给军直各处领导人，附了一封信，抬头处只有姓名，没有称谓。宋裕和同志有一次至吸队部，找到那位姓余的青年文书，语重心长地说，小同志弟啊，写信用什么称呼也有学问啊！称先生，这是对军外朋友；叫处长，太严肃了些；叫我老宋口头很好，见于文字又太随便，最得体、最亲密、最好的还是写宋裕和同志。你送我背心，是件好事，信写不好，看的人不满意，影响效果，你看对吗？这位年轻人听了很受感动，他对我说，过去学校的老师，公司的业师，都没象宋处长这样教育我，他们对我做错事要么瞪眼睛，要么骂山门，革命队伍的领导人是真正的好老师啊。这位青年文书，从此一改粗心大意成为个很出色的干部。还有宋裕和同志根据他从中央苏区、长征和陕甘宁边区积累起来的丰富的实践经验，在会面领导庞大的军需系统工作中十分重视财务会计，使我改变了参军初期对财会工作的偏见。军需处原来已有惠廉、朱蔚云两女同志先后担任财务科长，当他知道煤业救护队介绍参军的青年中有一位名秦树镐的懂得现代会计，宋裕和同志很快向教导总队指名请调到军需处当副科长，协助领导在全军建立会计制度，制定供给标准，研究筹款渠道。他说，一个五口之家，不会算账，胡收乱化，便过不了日子。我们是个越来越大的军队，没有制度，不懂理财，就养不起军队，就打不了胜仗，革命能成吗？这一番深入浅出的话，不但改变了我当时对财会工作的偏见，而且在以后长期岁月中，越发使我明白财会工作在革命事业中的重要性。

皖南事变发生，国民党反动派取消了新四军的番号，以刘奇、陈毅同志为首的新军部在苏北盐城成立。以宋裕和、叶进明同志为正副部长的军供给部也相应建立起来。1941年春我从皖南突围经上海回苏北军部，曾短期住在供给部，从而得有机会与宋部长朝夕相处。在我向他汇报皖南事变的亲身经历时，他多次表达了对敌痛恨的凛然正气。他说，说我们游而不击，你又发了这么多的“传令嘉奖“岂不矛盾？这么多的战利品难道是天上掉下来的？又说，说我们违抗军令，看是什么军令，你抗日的军令我就执行，你投降的军令我就不听，你搞反共磨擦的军令我就顶着干。有一次插话，他说，我们被人家骂为赤匪多少年了，骂出一个新四军。现在又骂我们是土匪，那我们自由了，我们会变出更大更多更神的新四军！宋裕和同志这种正气磅礴、大义凛然的气概，给了我极为深刻的印象，他向我们显示了一个革命家乐观主义的战斗精神。正是在这个时候，宋裕和同志作为一个久经考验的我军后勤领导人，已经根据华中局和新军部领导的指示精神，不失时机地进行着全军后方勤务工作的统盘筹划和建设改革，使之充分适应敌后发展的形势需要，并把后勤工作包括军实、粮秣、军工、民工、交通运输，有步骤有计划地同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政权建设结合起来，使我军的后勤工作，更充分地获得群众支持和政权保证。同时，他也十分注意敌占区特别是上海的秘密工作，陆续派出一批得力干部从事地下的采购运输，同根据地的后勤工作互为配合。这一切，都不同于皖南时期，这是中央苏区时期军队后勤工作的传统继承，又是抗战时期敌后斗争中我军后勤工作的新发展。宋裕和同志在这一重大的转折中，把握住形势，把全军后勤工作推上新的台阶。宋裕和同志在国内革命时期和抗日战争时期，对我军后勤工作的贡献，真是难以估量的。这都有待于现在的后勤领导机关来分析研究。

抗战结束之前，我即调到地方工作，此后天南地北，我没有机会经常听到宋裕和同志的教诲。直到全国解放，我在江苏省当人民银行行长，他是华东财委副主任，可算是间接地在他领导之下工作了，偶有机会在上海相见。但是解放初期，上海的经济和社会秩序正在重建，财经工作十分繁重，他是倾注了全付精力去工作的，人也消瘦许多。他用习惯的口吻笑朗朗地对我说，忻队长啊，同志弟啊，胜利来得不容易啊！毛主席说这还是万里长征第一步哪，今后任重道远，咱们得好好学习，跟着党干一辈子啊！1956年他从北京来上海，叶进明同志和我们几个军部老战友在一起小叙。他用一贯的开朗、亲切、乐观的态度向我们讲了同样意思的话语，这些言简意赅、意昧深长的话，至今仍在我的脑中。

宋裕和同志出身贫苦农民，并未受高等学府教育。凭着他对党的一副赤胆忠心，凭着他对革命事业的满腔热情，他在战争中学习，在实践中学习，又把他学到的东西运用到战争实践中去，因而极大地丰富了他的智识深度和跨度。正因为这样，他在中央苏区敢于领兵攻下敌占城市，完成毛主席委任的任务；他在长征途中竞能组建并领导我军第一个无线电通讯大队，当好党中央的作战耳目；在抗日战争和全国解放之后，肩负我军繁重复杂的后勤领导工作，并不断有所创新。他为中国人民解放和建设事业，呕心沥血，奋斗一生，业绩辉煌，理所当然地赢得了人们的崇敬。他对革命的坚定信念，对事业的忘我精神，对知识的执着追求，对自己的严格要求，对他人的平易宽宏，这些可贵的品德，是我党我军优良传统的生动体现，是我们后辈的楷模，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怀念。宋裕和同志是我们的良师，益友，好领导。

1991年2月

怀念原中央食品工业部副部长宋裕和同志

光阴荏苒，沧桑多变，有多少往事随着记忆力的衰退而遗忘，但许多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情操却常常令后人怀念不已。1927年5月入党、曾参加过二万五千里长征、对我军后勤工作有过卓越贡献、原中央食品工业部副部长宋裕和同志即是其中的一位。他离开我们已有21个年头了，但曾在中央食品工业部工作过的老同志，每当回忆起这位老部长时，总是心潮起伏，充满敬意。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当时的中央人民政府曾设有食品工业部，部长是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杨立三同志兼任，副部长即宋裕和同志（来部之前，任华东财经委员会副主任），日常工作主要由宋来主持。当时中央食品工业部的组织机构比较简单，除办公厅主任、顾问室有苏联专家两名、俄语翻译一名，参事室有两位中国专家以外，其它均称组。业务组有糖业、水产、米面、烟酒、油脂五个组；行政方面有秘书、干部、财务、总务、资料等五个组，全部工作人员百余人。宋裕和同志常指示干部组挑选干部要德才兼备，宁缺毋滥。当时干部主要来自三部分：即部队转业、刚毕业的大学生和一些地方干部。参事室的专家中有从国外留学归来，已在院校担任十多年教授、专门研究农产品加工及发酵工业和对米面加工颇有研究的专家。宋裕和同志对这些专家很尊重，拜他们为师，常向他们请教。

宋裕和同志对下属干部很信任，用人不疑，疑人不用，放手大胆地使用，各司其职。他对干部常常一分为二，既指出其缺点，更不抹煞其长处。当有人谈到他下属干部的问题时，他从不轻易相信，更不随声附和，反而往往要讲一些这个干部的好话，决不偏听偏信，主观臆断，对干部采取十分慎重负责的态度。因此，许多干部反映，在他手下工作心情舒畅。

宋裕和同志对机关的思想政治工作很重视，经常了解全部工作人员的思想情况。他很关心大学生的个人生活，包括恋爱结婚问题，并一再指示各业务组要充分发挥大学生的专长。但一经发现大学生的思想情绪中有不健康的地方，也决不放松。如他当时了解有些大学生看不起工农干部，就在一次干部会议上说，知识分子与工农干部各有所长，应当互相学习。他说：我是湖南贫苦农民出身，革命斗争历史较长，是红军大学（后改名为抗日军政大学）第一期毕业生，你们大学生如看不起工农干部，也就看不起我。大学生听宋裕和同志讲这番话很有道理，态度又诚恳，从此，那些翘尾巴的大学生态度比过去谦虚多了。

宋裕和同志待人和气，平易近人，平时和大家有说有笑，没有一点部长架子，所以大家都很愿意接近他。他性格活泼，据说他在“红军大学”学习时，一次文艺晚会上，他装扮小脚老太婆走路，惟妙惟肖，逗得大家哈哈大笑。但当干部违反原则，做了错事，批评起来也很严格。

当时食品工业部的办公地点在市内东城区山老胡同二号的几个四合院内，因陋就简，艰苦创业。冬天没有暖气，大家烧煤球炉取暖。有一天，他跑到参事室，看到参事室的煤球炉子烧得不旺，他怕冻着参事，就亲自加煤拨通火苗到火旺为止，使参事们很感动。宋裕和同志生活俭朴，责己较严，遵守财务制度，不搞特殊化。他为了照顾体弱的办公厅主任，把向阳的房间让给办公厅主任住，自己住进了不向阳的房间。他患有严重的胃溃疡，遵照医嘱，需少吃多餐，大家常见他午饭时吃些烤馒头，午后工间操时以饼干充饥，坚持工作，很少休息。

宋裕和同志对业务工作抓得很紧，如请教苏联顾问搞筹建食品工业部的整体规划；要各业务组经常下去了解情况。米面组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迅速制定了全国统一的标准面粉和标准大米的规定。即为了节约粮食，减轻当时粮食短少的困难，通过对麦米营养成分的研究，提出每百斤小麦要磨出81斤，每百斤糙米要碾出白米92斤，简称“八一”面和“九二”米。当时仪器工业部号召全国推行这一粮食加工方案，效果很好。以后，全国统称为标准面和标准米，这是宋裕和同志当时直接抓的一件大事，后来粮食部成立，继续推行这一加工方案。

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食油缺乏，每人每月只配给食油2两。为了增产食油，宋副部长就组织召开全国油脂工业会议，召集有关领导干部和技术专家百余人，共同商量增产油脂的方法，并将全部文件和方案，编印成册，分发各地参考执行。

为了改善饮食营养，增加蛋白质供应，以及为了接管洋商在国内开办的纸烟生产托拉斯“颐中公司”的准备工作，食品工业部曾召开第一届全国食品工业会议，主要讨论烟草栽培及加工方法和内河养鱼。朱德总司令特地到会讲话，提出“我们的食品工业总方针是价廉、物美、大家吃”。宋裕和同志在会后一再以此教育全部工作人员贯彻这一方针。

宋裕和同志组织纪律性很强，凡是业务上的重大问题均及时请示杨立三部长和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因当时在全国范围内开展食品工业的条件诸多困难，加上美帝侵朝战争爆发，军队后勤部门急需一批干部，1950年底，中央食品工业部即奉命撤销，大部分业务并入中央轻工业部，宋裕和同志则调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副部长兼营房管理部部长；原食品工业部的干部转入轻工业部与营房管理部。

1952年9月起宋裕和同志调任建筑工程部副部长。1965年1月当选为第四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文革”中受到迫害，1970年初下放到江西抚州。他到了抚州还念念不忘为党工作，常常给青少年、解放军战士讲述他当年如何参加毛主席领导的秋收起义和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故事等。因限于当地的医疗条件，宋裕和同志不幸于同年12月12日病死在江西抚州，享年68岁。

宋裕和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光荣的一生，无论在部队或是中央和地方工作，始终保持着一个老共产党员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的本色。1991年是我党成立70周年，我们从这位老党员身上学到了许多优秀品质。宋裕和同志虽然离开我们已有21年了，但他的风范长存，永远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特写此文，以寄托我们对他的哀思与怀念。

1991年11月24日 人民日报

怀念宋裕和同志

宋裕和同志是我军优秀的后勤工作领导人，在革命战争年代对我党我军的后勤供给战线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新四军成立时我就在他直接领导下工作，后来在1946-1948年间第三次革命战争时期，在山东战场上宋裕和任后勤部长，张元寿是后勤司令部参谋长，我任前线后勤部长。建国以后，宋裕和同志在华东财委、总后勤部和建筑工程部担任重要的领导工作，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历尽艰辛。不幸在那“动乱性年代里，1970年被下放到缺医少药的江西农村被折磨逝世，终年只有68岁。至今离开我们已经整整20周年。作为战友、同事和被领导者、我深深地怀念宋裕和同志。

我初遇宋裕和同志是1938年1月新四军建军初期的南昌新四军办事处。那时，我们上海红十字会煤业救护队在南昌集体参加新四军，救护队的几位领导人忻元锡、王公道、周中奎同志在南昌奉命派汽车往武汉接来新四军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军需处长宋裕和与总兵站站长张元寿。军部委派宋裕和、张元寿同志领导煤业救护队工作。当时我担任煤业救护队党支部书记，从此，我在裕和同志领导下工作达十年以上，直到解放战争后期。

裕和同志从江西红军时代起就在后勤战线担在领导工作，有着丰富的革命经验，我经常受到裕和同志的教诲，一直是我学习的榜样。裕和同志待人诚恳，平易近人，十分重视发挥下属干部的特长，善于做思想政治工作。在抗战初期政治形势十分复杂、工作十分繁忙的环境下，经常抽时间找干部谈心，了解千部，考察干部。记得有一次，他找张元寿同志和我谈心。他谦虚地说，他是农民出身，要找一个工人同志当助手。他要元寿同志当他的助手，他们是一起从延安来的老战友。然而，元寿同志说他不是大城市的工人，他想去前方打仗，以得到更多的锻炼。元寿同志推荐我当裕和同志的助手。我虽是在上海搞过多年地下工作的大城市的学徒出身，但我初到部队，没有部队工作经验，怕不能胜任。裕和同志从谈心中了解到我曾同冯文彬同志和沈鸿同志一起在上海领导过罢工和从事抗日救亡工作，是共生死同患难的战友。因为裕和同志同后来到红军去的冯文彬和在延安的沈鸿有过亲密的交往，他对我有了深一层的了解和信任。不久，宋裕和同志遂决定推荐元寿同志去参谋处工作（后来元寿同志在解放战争时期任华东野战军副参谋长时在战场牺牲），我继任总兵站站长。此后当裕和同志长期担任新四军军部供给部部长和华东军区后勤部部长期间，我一直协助裕和同志工作。裕和同志风趣地说：“是工农结合嘛！”

后来，当裕和同志同大学生出身的郑韦明同志结婚以后，又被人们誉为“农民干部与知识分子结合的楷模”！

谨以此短文纪念裕和同志于九泉之下。

1991年2月

在井冈山，曾经有过第一个红军教导队。“朱毛会师”后从龙江书院迁到井冈山茨坪。周瑞兰告诉记者，有位名叫宋裕和的老红军曾这么回忆：“我们进教导队的第一课，就是学唱《国际歌》”……

当年井冈山时期的老将领和老战士，也多有记述。例如杨至成、何长工、宋裕和、范树德、龚楚等。他们曾经回忆说：“朱毛会师后，原来井冈山的同志们纷纷奔走相告，说‘这下好了，来了个会打仗的’，又说‘朱军长有一个御敌的十六字诀’。”参加南昌起义，时任南昌军官教育团总务处处长的赵镕老将军，在1983年6月14日接受中央文献研究室党史工作者的访问时，他说：“你们写朱德同志的传记，有一件事提醒你们，就是关于‘十六字诀’的问题。一般都认为‘十六字诀’是毛泽东同志提出来的，其实是朱德同志最早提出来的，他是在许多地方做过试验的。最早起源于1913年，他在滇南个旧戡乱、剿匪。”他又说：“我就曾问过他，‘十六字诀’不是您提出来的吗？怎么成了毛主席提出来的了？他说：只要对革命有利，谁提的都一样”。朱老总对这一问题的回答与他的一贯风格一样，表现出极其博大而宽厚的伟人胸怀。

大柏地战斗虽然取得胜利，但由于未能得到群众的支持，红四军来不及扩大战果和打扫战场，而是带着伤员迅速转移，连夜经宁都冲出敌人的包围。甚至俘虏的敌团长萧致平、鈡桓，也没有时间调查识别，让他们混在俘虏里释放了。

二个月后，毛泽东率领红四军再次返回大柏地，想起战前吃掉的群众“过年料”，指示宋裕和带着银元去赔偿。宋裕和带着宣传队，召集群众自报“损失”，群众也不客气，东家十块，西家二十块，一共要了三千五百块大洋。

三打龙岩1929年5月初，蒋桂战争基本结束，国民党江西省主席朱培德即以3个旅分别由赣州、泰和、临川向雩都、兴国、宁都、瑞金推进，企图围歼红四军于赣南地区。此时，粤桂军阀却燃起战火，接邻粤东地区的闽西各大、小军阀，先后投入了这场混战。盘踞在龙岩的土著军阀陈国辉，追随闽南的国民党新编第一师张贞部加入了讨桂阵营，于5月中旬出兵潮汕地区参加军阀混战，出现闽西腹地空虚的局面。

5月中旬，毛泽东、朱德在赣南宁都附近，接到中共闽西特委书记邓子恢建议红四军再来闽西的书面报告后，鉴于赣南敌军集中，闽西空虚的情况，决定避开赣敌进攻锋芒，再度入闽，开辟闽西新的割据区域。5月19日，红四军从瑞金出发，经长汀古城、四都挺进到濯田。在濯田，毛泽东代表红四军前委写了信两封，派前委委员宋裕和先行出发，一封转交邓子恢，告知红军的行动，要求特委做好策应准备；另一封交给上杭地方武装负责人傅柏翠等，要他们在5月21日到达连城县庙前，共商红四军下一步行动计划。

新泉整训后，红四军进入上杭古田，一方面继续开展政治军事训练，另一方面在为召开红四军党的第九次会议做认真准备。毛泽东、朱德和陈毅等人都是日理万机，殚精竭虑。白天，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党代表联席会，晚上，毛泽东在前委机关驻地“松荫堂”的如豆灯光下时而凝神静思，时而奋笔疾书。有一次，夜深了，油烧完了，毛泽东请前委秘书宋裕和从厨房里找来松枝做成火把，继续写作。忽然，一颗火花溅到毛泽东披着的军棉衣上，烧了一个小洞，滋滋地冒着烟，疲倦至及正打着盹的宋裕和突然发现，忙不迭地将火掩灭，毛泽东抬头对着宋裕和友善地笑了笑，接着又若无其事地伏案疾书，直到东方吐白天欲破晓。

这时，国民党当局又调集闽、粤、赣三省兵力十四个团对闽西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二次“会剿”，进犯的主力仍是赣军金汉鼎部第十二师。闽西革命根据地，在红四军第二次入闽后，经过七个多月的经营，已得到初步巩固。于是，朱德、毛泽东在一月上旬决定率红四军回师赣南，吸引金汉鼎部离闽回赣，打破他们的第二次“会剿”。中共闽西特委得知后，来信要求红四军留下一个纵队。毛泽东对送信人说：敌军是跟着我们走的，不会留在闽西跟你们走。他还写了八个字：“离开闽西，巩固闽西。”在赣南和赣西地区，留在那里的江西红军独立第二团和第四团，通过游击战争发展群众武装，实力和编制都有扩充。一月间，赣西特委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将它们和其他游击队合编为红六军，由黄公略任军长。红四军在回赣南的途中，接到有关报告，就派前委委员陈毅、宋裕和先行赶去，协助黄公略做筹备工作，迎接红四军返赣。陈毅并担任了红六军政治委员。

似有心灵感应，张茜也在3月23日致信陈毅。她收到丈夫3月23日的家书后，又于4月1日回复。陈毅见信后，于合肥瑶岗再次修书于张茜：

倩儿：

三月二十三日及四月一日两信收到。康生同志亦有电来说愿帮忙照料你等。宋裕和同志亦电告三个小孩均安抵青州。得你两信知你已布置妥善，更放心了。我现在由蚌埠转至合肥附近，一片黄金菜花，一片稻田，麦绿如油，南方景色十分可爱，多年久居北方不禁有新鲜感觉。

你既然任医学宣教工作，望努力。但盼望多多照护三个小孩，我不能兼顾，一切只有靠你了。南下工作很忙，每每开会，写文件，谈话，几乎没有多的休息时间，如果亦有稍稍可空闲的功夫，就想你能来我身边为好，就以你不同我南下为欠为念。好在胜利很快，望于打下南京之后，火车搞通，即盼你能同三个小孩迅速南下会合，不然让多年来夫无妻伴，妻无夫陪，儿子离父母，父母离了他们爱儿呀！望注意身体，你吃得太少，要养得胖胖的来见孩子的爸爸！余不多谈。乘刘彬同志北来顺带此信。

仲启

四月五日

1936年12月初的一天。窑洞里。

罗荣桓、陈光、耿飚、张爱萍、宋裕和等人正在讨论毛泽东讲过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前几章内容，大家都认为这对于总结十年内战的经验教训很有指导作用。

后来他们自编自演了一台让很多人几十年后都记得起的一出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