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中叶以后，皇帝多深居后宫，荒嬉享乐，不理国政，常常由司礼监秉笔太监代行“批红”大权，明朝人往往认为宦官势力由此而攫取了宰相之权。“然内阁之拟票，不得决于内监之批红，而相权转归之寺人”。“批红”就其权力性质而言，属于最高决策权，是实现皇权的一种方式。故司礼监太监代皇帝“批红”，是在代行皇权，而不是攫取了相权。由此可见明代皇帝授权司礼监代行“批红”，与其说是要太监代为处理国政，还不如说是利用宦官势力牵制内阁，代表皇权监督和控制政府机构的施政活动，以确保皇权的利益不受损害和侵犯，并防止任何违背皇帝意图的行为出现。明武宗时期的刘瑾、明熹宗时期的魏忠贤更是独断专行、大权独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