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鉴》所附的《杂论》，对传统的形神理论有进一步阐发。汤垕就“观画之法”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观画之法，先观气韵，次观笔意、骨法、位置弋传染，然后形似，此六法也。若观山水、墨竹、梅兰、枯木、奇石、墨花、墨禽等游戏翰墨，高人胜土寄兴写意者，慎不可以形似求之。先观天真，次观意趣，相对忘笔墨之迹，方为得之。”所突出的是气韵、笔意、兴寄、天真，而将形似置于末位扛甚至认为“古人最以形似为末节”，今人鉴赏法先求形似，次及事实“殊非”。为此，他欣赏的是“笔墨草草，神气炯然”之作，认为画仕女在于意态而非外貌、装饰。由于重神似而轻形似，所以汤垕对苏轼诗“论画以形似，见与儿童邻。赋诗必此诗，定非知诗人”（《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二首》）极为赞赏。这些看法，是宋代欧阳修、苏轼、陈师道、黄庭坚等人论画精神的延续和发展，更是赵孟頫倡“古意”的具体化，对后来明清文人画论颇有影响，对改变南宋院画风格的精谨、工细有一定作用。但是，汤垕将神韵气象与形似位置对立起来，并一味强调花卉“至清”，应“以意写之，初不在形似”，也是过于绝对化，在理论上开某些明清文人画家只讲笔墨趣味、不求形似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