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运行方式

更新时间:2021-07-18 18:33

经济运行方式是用一定的方法把整个经济活动组织起来,形成一定的经济机制,以维持和推动经济发展的方式。它包括:建立何种类型的经济管理体系及其内部集权和分权关系的处理;企业的地位和作用,即赋予企业的责、权、利的状况;政府在实施宏观管理时直接控制与间接控制关系的处理,以及相应的调节手段的选择和运用;整个经济网络系统的纵向和横向联系的结合形式等。

进展

一 可持续发展基本理论的进展

在1992年(里约热内卢)“世界环境保护和发展大会”上,可持续发展作为全人类共同的发展战略而得到了确认,这一概念较为公认的定义是“在不损害未来世代满足其发展要求的资源基础的前提下的发展”。根据对可持续发展的直接理解不难得出两个原则:一是发展原则。发展是人类当代与后代共同的权利;无论是工业化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都享有平等的和不容剥夺的发展权利。但应该承认,发展权对发展中国家更为重要。

二是可持续原则。也就是说,人类追求的发展必须是可持续的。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改变单纯依靠增加投入、增加消耗以实现发展的传统发展模式,使发展对自然资源的依赖性减小。

近年来,学术界对可持续发展的理论研究已获得了较大进展。可以说,可持续发展作为一种新的发展模式,其理论已初成体系。可持续发展的定义,要求以“不损害未来世代满足其发展要求的资源基础”为前提实现发展。这就意味着资源的存量在发展中至少不应减少,以使未来世代至少能保持与当代人同样的产出。也就是说,传统发展担负的基本任务是满足人口、尤其是当代人的消费需求,而可持续发展除此以外还担负着保护和发展环境与自然资源的责任。这就意味着通过发展获得的社会财富中,应该有很大的部分用于环境与资源方面。

为此,经济运行效率必须有重大提高。只有这样,才能在满足提高人类生活质量需要的同时增加对环境与自然资源的投入。其努力方向是提高环境资源的使用效率,力求使创造的每一份人类福利消耗尽可能以较少的能源、水、环境自净能力、土地和其它再生性资源,或者说,要求我们以尽可能少的环境资源创造尽可能多的GDP、 就业机会和生活质量的增量。因此,可持续发展模式必须坚持市场经济,因为历史已经证明市场是最有效的资源配置手段。但是,这样的市场必须是制度力量强大的市场,必须能够有效和不断地淘汰落后生产力,必须能够使各种外部性最小化,从而使环境友好的经济活动得到奖励,使环境与自然资源滥用行为付出其相应的代价。

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是各种自然资源的数量和质量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不允许出现下降,如果某种单因子下降了,则要求替代资源的完全补偿。为体现这一思想,世界银行推出了一套新的计算国民财富的指标体系。在该体系中,一国的总财富主要由三部分构成,它们是创造的财富、人力资源和自然资产。该体系的关键之处,是发展过程中的自然资产的总价值消耗要从总财富中扣除。于是,如果一种经济增长是通过掠夺自然资源和滥用环境取得的,则无论增长速度多快,其总财富的增加仍将非常缓慢,甚至会出现负值。健康的可持续发展应是自然资产至少不至于下降的发展,否则从长远看可持续发展就是一句空话。由于在这一体系中经济增长和环境变化被置于同一框架中核算,使分析者能更为准确地评估环境与经济和谐度,决策者能更为准确地把握未来发展的可持续性,更好地处理发展与环境的关系。

既然不允许通过自然资产的下降来增加创造的财富,那么经济增长的源泉应该是什么呢?世界银行的研究揭示,发达与不发达状态之间最重大的差别在于人力资源,换言之,是人本身的发展推动着经济的发展。可持续发展从资源角度讲,就是以人力资源替代自然资源的发展模式。这种替代作用首先表现为节约效应,通过科技进步、完善管理、优化生活方式和合理配置资源,使等量的资源消耗能产生更多的财富;通过合理分配社会资源,使等量的财富产生更多的福利。节约就是创造,而浪费与可持续发展水火不容。这方面一个突出的例子,是20世纪70年代中东石油危机导致的冲击:在能源短缺的冲击下,西方社会生产和消费全面向节能型转变,大量资本和技术涌向节能领域,其结果是各国经济的能效大大提高,日本更实现以等量能源使GDP翻番的成就。 这一节约过程,可以说是人力资源的发展对自然资源的替代过程。其次,这种替代作用表现为人工资源对稀缺自然资源的替代。如各种再生性能源对石油化工能源的替代,塑料和陶瓷对木材和某些金属的替代。在某种意义上,储量丰富的资源对短缺资源的替代也包括在内,还应包括野生动植物资源的家化。随着更多自然资源和每种资源的作用更多地被人类认识,这种替代将会更为普遍和有效。由于这种替代 总是人类知识和技术进步的结果,其本质是人力资源的替代。

近年来国外一些经济学家指出,传统经济衡量生产力发展的主要指标是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由此导致人们对自然资源的忽视和资本对人力的替代。其结果使就业成为折磨社会的长期问题,也加剧了环境退化和自然资源的消耗。为此,应该以资源生产力概念取代劳动生产率,从而推动人力对自然资源的替代。虽然在测定资源生产力方面存在大量技术性困难,但这一思想显然是值得注意的。

与新财富体系相关联,世界银行进一步推出了“真储蓄(genuinesaving)”这一测定各国经济可持续性的指标。它在多方面与标准国民帐户不同,其最大的特点是对资源耗竭程度的关切。在传统收入指标中,开采自然资源获得的租金收益是不体现的。而真正的储蓄通过推断,将资源的损耗表现了出来。如果森林的管理是可持续的,就不会发生这种损耗。真正的储蓄还考虑减少污染性损害(包括发病率和死亡率导致的人类福利损失)带来的收益。最后,真正的储蓄将当前的教育开支视为储蓄的增加,因为这一开支是对人力资本的投资,在传统的统计中,教育被看做消费。 “真储蓄”可能是负的。如果一个国家的建设投资和教育开支较少,外债、资源损耗和污染较重,负值就极可能出现。负值的含义就是包括人力资本、生产的财富和自然资源在内的社会总财富的减少,反之则意味着社会总财富的增加。所以,“真储蓄”是一种动态指标,它反映全球或某个国家在某一年社会总财富的变动程度。实际上,它反映了全球或国家和地区经济的可持续性,其正值越大,特别是人均的正值越大,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可持续性越强。如果“真正的储蓄”为负,则说明现有的社会经济状况是不可持续的。联合国和世界银行已将该指标作为衡量可持续发展最重要的指标。

二 实践中的可持续发展

以上理论进展并非“发展重要,保护也重要”之类空洞的口号,它们事实上起到了某种指示器的作用,引导着国民经济向可持续的方向转变。在发达国家,这种转变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进入90年代后已变得相当明显。为此可以将发生在诸多领域的转变归纳为三类趋势:环境相关产业的兴起;环境与生态因子的资本化;经济活动全面的减物质化。

环境相关产业不是通常理解的环保产业,这是一个覆盖范围极为广泛的领域,至少包括以下几方面:

静脉产业 包括传统意义上的“三废”利用,但这种经济活动可以说是最低层面的。其发展方向是在企业内部、企业之间以及整个社会形成尽可能完整的物质循环回路。一条回路如果经济上是有效的,则不仅会不断创造新的价值,还会使往复流转的物质流减少排放、废弃和污染。不言而喻,循环回路是由许多经济活动构成的,如果其中的某个环节缺乏产生利润的空间,则整个链条就会断裂。对此需要三个方面的创新:一是技术创新,如改进工艺,采用新的原料等,使不可回收的物质变得可回收,使不可重复使用的零部件变得可重复使用;二是企业组织和经营活动的创新,如延伸企业服务;三是需要相应的制度环境。

阳光产业 也就是以直接或间接方式开发利用太阳能的产业。包括各种直接利用太阳能加热、制冷、照明和发电的技术产品,各种利用生物能的技术。这一领域涉及范围广,吸附的高新技术密集,将会对未来的国民经济产生重大影响。当前,先进国家光电伏打发电、风力发电、有机废弃物发酵提炼酒精、生物气等生产成本已接近甚至达到实用水平,在其中的多数领域中国已经落后。可以说,发达国家的技术储备已足以应对另一次严重的能源危机,中国必须迎头赶上。

效率产业 节约资源的研发及其产品和服务。当前最重要的领域是节能和节水,随着中国相关制度建设的进展,将会成长起严格有序的巨大市场。需要说明,该领域不仅涉及制造业,而且涉及社会经济活动的每个环节。它的经济后果是国民经济全面的减物质化,并由此导致经济活动对环境的影响度下降。

0次产业 0次产业的含义是它比一次产业更为基础。种植业是一次产业,那么土地复垦、涵养水土等就是0次产业。 在牧场放牧是一次产业,则经营牧草和草场本身就可能成为0次产业。类似的治理沙漠化、水土流失控制等都属于这一领域。它们之所以有产业的“可能性”,主要尺度是要求相关经济活动能够获得利润,否则就不能算一种产业。

污染治理 基本上就是传统环保产业的主体,这里不予详细讨论。

这些产业的兴起,其重要性 远远超过通常所理解的“新的经济增长点”,相关联的技术对传统产业具有强大的渗透力。因此,它们实际上搭建了国家之间比拼综合竞争力的新竞技场。对此认识不足,会导致新一轮国力竞争的落后。

所谓环境与生态因子的资本化,意味着这些因子被视为某种生产要素,并且在实践中与其他因素一起在市场中配置。典型的例子是湿地:滩涂湖荡能够有效净化水体,提供荒野景观,调节气候,保护生物,作为旅游地。所以,城市附近的湿地如果与设计合理的水系相整合,可以发挥出相当强大的经济功能。例如,引导城市污水通过下水系进入湿地,使之净化后进入上水系重新使用,是欧洲许多城市的实践。在这一构思中,湿地的净化功能显然取代了耗资巨大的污水处理系统,因此成为另一种形式的资本。

自然资本的理念能够进入实践,与知识经济和服务经济的发展有着内在的联系。大量运用自然现象的技术和设计,如利用自然风降温、让智能化窗口利用自然光照明、运用生物群落处置垃圾和污水、零排放工业和生活小区等,都需要综合应用诸多学科的知识。更重要的是,人们对环境与自然资源的理解发生了转变。在传统经济中,人们对自然资源的理解有着强烈的实物经济色彩。从环境中开采自然资源、加工制造为人类需要的产品,是传统经济模式下自然资源对于人类的价值所在,进入后工业化社会后,发达国家物品短缺的状况得到很大程度的缓解,对服务的需求则方兴未艾。另一方面,人工材料和新技术对自然资源的替代乃至排挤日见明显,导致原材料价格不断下跌。在这种情况下,环境和生态系统向人类提供的服务也就理所当然地越来越受到重视。

可持续概念本身也强有力地推动着自然资本的实践。利用湿地净化污水,比建造投资巨大而运行费用昂贵的污水处理厂更为可持续,智能化的窗户系统能够使室内昼间全天候保持光线的明亮柔和,从而减少照明能源的浪费。人们认识到,所谓消费,并非消费物质本身。物质是不灭的,消费的只是某种效用。而单位物质携带效用的多少,在物理学和化学上并无限制。尽可能使经济系统中的能流和物流承载更多的效用,减少经济发展对物质的依赖,已成为一种时代潮流,即经济生活的减物质化趋势。

减物质化是在发展模式、市场运行模式和生活方式的范畴内提出的。作为可持续发展的基本途径,它要求人类社会在生产和消费活动的一切方面减少对物质的依赖。它强调物质的循环,强调物尽其用,强调单位物质消耗产生更多的经济增量和福利增量。在传统的发展观中,生产力的发展其实是劳动生产力的发展;而在减物质化的发展观中,生产力的发展是资源生产力的不断提高。所以,实现减物质化的发展思路首先定位于经济发展的总体战略。资源的配置方向应该从资源密集型向人力资源密集型转变,投资方向应该从资本密集向人力资本密集方向转变,使经济体系每单位物质资本和资源投入的产出最大化,还要使其吸附的人力资本和使用的劳动力趋于上升。特别在我们这样一个剩余劳动力过多、资源相对稀缺的国度,这一基本策略能够使我们运用较少的资源创造较多的福利和就业,同时减轻经济系统对环境资源系统的压力。

在具体的实施中,减物质化会使社会的观念与实践发生许多深刻的变化,人们的价值取向会从追求物质的量化转向效用。与此相对应,以往追求尽可能扩大产品销售规模的厂商,会转而追求尽可能销售更多的效用;消费者会从购买物品转变为购买效用。市场会因此而重新组织,从根本上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以最有效的方式消费物质。例如,几乎所有耐用消费品可能从承受转为出租,厂商健全的维护保养网络使消费者获得更好享受的同时,也从另一领域开辟了利润来源。普通消费品也会遵循同一原则,在提供等量效用的前提下使物质的消耗最小化。

作为减物质化的成果,经济的基本指标是第三产业的比重不断增加,最终可能增加到我们今天难以想像的水平,而第二产业会“一产化”,即像第一产业那样,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只占很小的片段。当然,这种前景是相当遥远的。但这并不能成为我们推迟行动的口实。因为如果认真溯查,发达国家社会经济生活减物质化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减物质化的大趋势也将影响世界经济和国际贸易格局。这种影响的强度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气候变暖、能源价格和各国就业形势。气候变暖将迫使各国作出有约束力的减排承诺,这一因素与可能的能源短缺都会阻碍物流的增长、加快就业形势恶化这一顽症。在减物质化这一大趋势下,未来国际贸易中金融、技术、信息等服务贸易的比重将持续增大,而物品贸易将发生比重的下降,并可能越来越区域化。

环境

三 可持续发展的制度环境

为了实现社会经济生活全面的减物质化,最关键的不在于有关的技术,而是相应的制度。 其中包括延伸产品责任,促进企业从销售产品向销售服务转变的制度,遏制外部性和环境滥用的制度,促进物质再利用的制度,遏制各种挥霍浪费,过度包装、不适当地使用一次性用品等加重环境负荷的行为、消除各种保护落后生产力的制度等。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制度的完善能够使社会更有效地利用市场来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目标。

以可持续发展为导向的制度创新和完善会发生在诸多领域。如环境税费补贴和环境产权制,已在国外获得了广泛的应用。在税费方面、除排污费外,还有原料税、产品税、运行税、零售环境附加、抵押返还等各种制度。由此构成的体系的基本作用,是向生产者和消费者发出正确的市场信息,使他们能够纠正相对应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使之与生态建设目标相一致。在中国,尤其是江苏浙江上海这样的发达地区,虽然已经存在排污费、排污水费这样的税费种类,但即使不考虑执行的有效性,也是远远不够的。其关键问题在于,此类税费仅仅着眼于末端治理,而不是整体地优化国民经济的运行。要做到后者,需要重构国家的税收结构,其方向是从对劳动征税(典型的是个人所得税)转向对经济活动中使用的自然资源征税,从而“绿化”国家的税收体系。

绿色税收体系的基本特征,是在总税率确定的前提下,征收碳、氮、磷税,提高对土地和矿产开发的税率。其中,所谓碳税,即对石油化工燃料按碳含量征税,对化肥和洗涤剂生产商按产品或原料的氮磷含量征税。当然,其他税种的税率会适度下降,以保持经济系统的活力。当发生这些变化后,消耗自然资源较大、对环境副作用较大的产品或服务价格会明显上升,竞争力会遭到削弱,而绿色产品和服务会体现出竞争优势,由此推动整个国民经济向可持续方向转轨。在江苏浙江上海,当前较为急迫的是对化肥征收氮税或环境附加费。这一措施的目的是提高化肥施用的成本,通过价格杠杆使化肥的单位面积施用量回复到正常水平。将收取的氮税用于农家肥施用的补贴,但补贴不直接给农民,而是给生产混合肥的企业、农家肥施用新技术的开发者和普及这类技术的村镇。其次,为了实现汽车产业发展与环境保护双赢,有必要系统调整当前机动车的税费结构。现有机动车税费结构的弊端极为严重,简单地说,是保护落后、排斥先进;保护浪费,排斥效率。其主要表现是入门税费过高,运行税费过低,且从环境保护角度看,征收的是无差别税。由此造成的后果是落后车型和超龄服役的车辆难以及时退出,车辆的保养维修不能到位,从而产生机动车绝对量不大而污染严重的现象。

在环境产权方面,除典型的排污权外,还有各种准入、许可和配额制度,相关的转让制度也有谈判转让、上市和拍卖等。更重要的是,环境产权使人们认识到,通过产权、使用权和其他权益的明晰化,市场机制能够在生态保护和建设中扮演主要角色。对于国家规定实施总量控制的12种污染物,当前的排污费应该转为总量收费。在此基础上,对严重影响环境质量的二氧化硫和COD,应形成排污权市场, 运用市场机制动态地削减其总量。为了推动再生性能源技术的发展,可考虑建立强制配额与绿色信用制度,即政府通过法令强制要求每个电力生产商生产一定比例的用再生性能源产生的电力,发给实际生产再生电力的生产商以证明或绿色信用,而那些不实际生产再生电力的生产商则可以在市场上购买绿色信用以完成配额指标。以这种形式创建一种再生能源及其技术市场,能够有效地推动相关领域的发展。

产权工具在生态建设领域也有很大的施展空间。在城市,连片地发展私家花园住宅,应该成为绿化的基本路径之一。应该承认,私家花园住宅虽然归私人所有、排斥公众的进入,但在其他方面(如洁净空气、美化市容、减轻污染和改善城市总体生态条件等)的功能,与公共绿地并无差别。从经济学上讲,意味着个人的这种消费过程产生了很强的正外部效用。也就是说,当人们在享受其花园时,它们同时也向整个城市提供了生态服务。在一系列后续效应中,最直接的好处是能够大量节约政府的绿地养护支出。同时,由于家庭拥有自己的花园后需要学习花卉知识技术、购买种苗、工具器械、肥料以及相关服务,种种需求还可以支持一个规模庞大的产业,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

意义

还需要考虑形成一种有效执行长期发展战略的制度环境。可持续发展是一种注重长期利益的发展模式,而无论什么国家,政府只会考虑当期的政绩和利益。只有在一种好的制度下,资源的跨期优化配置才可能实现。就中国的情况而言,当前较为急迫的是建立两项制度:首先,强化建设规划的权威性。在法制框架下,可考虑由“人大”承担保障建设规划实施的责任。换言之,当长期建设规划按法定程序审定通过后,政府对规划的任何改动必须经过“人大”的批准。通过这样的机制来杜绝“首长工程”之类的现象。二是对财政制度的改革,设立不动产税作为区、镇和街道政府的 收入来源。不言而喻,在此制度下政府提高税收收入的惟一途径,是使辖区内的不动产价值最大化。为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注意绿化、整治脏乱、为居民创建安全和谐的生活环境。居民们不喜欢什么,它就必须遏制什么,以保持人气的旺盛。因为只有人们愿意居住在这个社区,这个社区的不动产价格才会稳定和上升,政府的收入也才会得到保证。于是,地方政府的眼光自然会变得较为长远。

免责声明
隐私政策
用户协议
目录 22
0{{catalogNumber[index]}}. {{item.title}}
{{item.tit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