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年正月，敌军大兵入侵霍、吉、隰三州，后来又用步骑兵六万人围困平阳，急攻十多天，胥鼎派兵多次击退敌人，并上奏说：“臣根据情况需要而设立了赏官制度，预先张贴文告，招回了被胁从的人员七千多人，后继而来的又有六千多人，都让他们恢复本业。我私下认为，凡是被俘未归的，更应多方招降劝诱，已归来的随便他选择居住的地方，给予优待和抚恤，不要让他们流离失所。”宣宗同意了。二月，拜为枢密副使，代理尚书左丞，在平阳设立行省。当时，胥鼎正上表请求退职，皇帝不允许，因而加拜，并派近臣对他说“：爱卿父子都是朕所深知的，以前你担任执政时，因为有人进言，所以将河东的事务委任给你，果然能够尽力以保无事。如今国家多难，不是你又有谁能依靠？你求退容易，但能够不考虑国家大计吗？如今特授此任，很快又要秋防，更应全心全意。”

当时规定河南的粟麦不让贩运过河，胥鼎上奏说：“河东多山险之地，平时人力已全用上，可是到夏秋粮食收成时，仍常靠陕西、河南交通贩运。何况如今多次遇战争，农民越来越少，而且又少雨雪，缺粮严重。而且解州驻兵很多，存粮只够一月。我见陕州大阳渡、河东大庆渡口都在拦阻粟麦，不让运过河来，臣担心军民不安，因而产生内乱，希望朝廷听任他们贩运，以解解州的危急。”朝廷听从了。

他又上奏说：“河东兵乱之余，疲民稍得恢复，但人丁和耕牛很少，难以耕种，又加干旱和蝗灾，而粮饷所需，征收急迫，贫困无依者都已缺食，富户有旧藏的也都被盗挖去，绝无幸免者，这种困乏也已到极点了。有关方面应当请示朝廷降旨安抚，以求安定民心。而潞州帅府派遣官员到辽、沁各郡搜括余粟，并悬布告重赏告发的人，州县官员害怕帅府，对民众鞭打枷锁，各地骚动不安，十分可怜。如今敌军已退，应当精减多余兵员，节省费用，招集流亡者，劝他们农耕。如果不这样做，就会让浑身创伤的民众更加遭受苦难，这是敌兵未到而自己先已无力了。请朝廷尽快制止。如果军费确实缺乏，以恩例劝民交粟封官，不是强于硬搜民粮吗？”

又说：“霍州的回牛、凤栖岭各险关，戍兵将近四千人。如今敌兵退去，农时方紧，我请求只留下少量侦察防守人员，其余全部送回，有情况时再召回。这样既休养民力，又省官府之力，万一敌军来时，也足以抵御。这是办一事而获两利，臣因此胆敢申请。”朝廷诏令立即实行。

又说：“河东两路农民越来越少，而士兵越来越多，所以每年军粮总是苦于接济不上。我见潞州元帅府虽然设立卖官爵的恩例，但条目很少，未能尽到劝诱的办法，所以进献的人没有几个。应当增设条目，如同在中都时一样，仍允许各路宣抚司都能出卖官爵，大概就能多得贮存的粮食，以应救不足。”于是，尚书省另定条例上奏后实行。

　又说：“交钞贵在流通，如今各路所造的不够所出的，如果不想法收回，将会因缺少而误事。应当让行省行部估量民力进行征收，以补军用。河中宣抚司也因宝券支出已多，民众不以为贵重，请查验民众贫富情况加以征收。虽然这样，陕西如果也同样征收，那么他们那里原有的就将越来越多流入河东，这样和不征收时又有什么不同？况且河北的宝券不允许在河南流通，因此就愈加流通不畅，将会误了军粮需要并且引起事端。”当时，因为河北的宝券被商贩们带到河南使用，导致物价上涨，暂时限定在各路分别使用，由于胥鼎上奏，于是停止限制。

　又进言：“近日朝廷命令挑选义军分为三等，臣即下文书通知各方，而潞州统帅必兰阿鲁带说：‘自从去年初次设置帅府时已经挑选查验了本军，除去多余无用者，现已确定分部，上下相亲，所以能够所向成功。现有的都是经历血战的剩余部分，屡试可用者。况且他们又是父子兄弟，能自相救援，各顾本家，同心协力，不可分离。今如必定要分开，将会因相互交换而互不相识。国家粮草常常担心接济不上，怎么能轻易冒领，但本帅府的军队不至于如此。何况潞州北面便是异国，经常备战，事务繁杂，而将他们分别开来，那些居于中下等的都将会挫伤锐气放松戒备而难以使用，我还担心敌人因而可以测知我军虚实。况且义军大都是农民，现已分散各回本地，抢跟农时，奋力耕作。如果召集起来，动则至少十天，农事荒废而岁收就会失去了。请听从本府所定，不要轻易变动。’臣十分赞同他的意见。”这时，阿鲁带的奏章也已送到，朝廷便下诏应许了。

又上言说：“近日侦知北兵驻扎在同、耀之间，我担心梗阻我们东西往来的路道路，于是委任河中经略使陀满胡土门领军赴援。今北兵之势将要叩关了，之前这臣尝奏闻，北兵不止欲攻打河东、陕西，也必将要进取河南。虽然已经移文陕州行院及陕西邻境，都让他们设防备，恐怕没有立即遵行。请下诏给河南行院统军司，商议防备之策。”宣宗把胥鼎的尚书出示给尚书省，宰臣上奏说：“敌兵已逾关，只应严责所遣帅臣迎击，另外命鼎增兵渡河以掣肘敌军。”宣宗同意了。既而鼎闻敌军大兵已经越关，于是急上章说：“臣叨蒙国恩，擢列枢府重任，凡有军事，皆当承担。今敌军入河南，将及都城外围，岂可安据一方，坐视朝廷之急，而不思自奋以宽陛下的忧虑呢。去年颁降圣训，以向者都城被围四方无援为遗憾，明敕将帅，若京师有警，就各提兵奔赴，如果不至自有常刑惩罚。臣已奉诏，先遣潞州元帅左监军必兰阿鲁带领军一万，孟州经略使徒单百家领兵五千，由便道济河以趋关、陕，臣将亲率平阳精兵直抵京师，与王师相汇合。”又上奏说：“京师去平阳千五百余里，倘等朝廷之命方图谋入援，须一个月而后才能到达，会不会失去战机呢？臣已身先士卒倍道兼行了。”宣宗赞许他的意思，诏枢府督军接应他。

当初，胥鼎以将领率兵赴援京师，上奏请求委知平阳府事王质权元帅左监军，同知府事完颜僧家奴权右监军，以镇守河东，朝廷听从了。到这时，鼎拜为尚书左丞，兼枢密副使。当时敌军大兵已过陕州，自关以西皆列营栅，连亘达数十里。胥鼎考虑到那里靠近京畿，于是以河东南路怀、孟诸兵合万五千，由河中入援，又遣遥授河中府判官仆散扫吾出领军进趋陕西，并力防御。且担心北兵扼守黄河，移檄于绛、解、吉、隰、孟州经略司，相与会兵以为夹攻之势。已而北兵果由三门、集津北渡黄河而去。

胥鼎复上言说：“自兵兴以来，河北溃散军兵、流亡人户，及山西、河东老幼，俱迁徙河南。在各处侨居，都无本业，容易导致动摇。我担心有司妄分彼此，或加迫遣，以致不安。今敌兵日益强盛，将及京师畿甸之所，倘复招诱此失业众人使为向导，或驱迫他们攻城，岂不更加增加敌军的力量。乞请朝廷遣官抚慰，以及令所司严为防备，希望不至产生衅端。”宣宗听从了他的计策，遣监察御史陈规等充安抚捕盗官，巡行郡邑。敌军大兵退回来又至平阳，鼎遣兵拒战，敌军战不利于是退去。　

朝廷下诏胥鼎让他举兵伐宋，且下令不要再上言，以毁坏已经决定的计策。鼎分兵由秦、巩、凤翔三路并进后，又上书说：“我私怀愚念，不敢缄默，特分条陈述利害奏闻。以前在泰和年间，曾经南征，当时太平日久，百姓富裕，马蕃军队十分精锐，因而是万全之举，然而仍很快就言和，以息兵为要务。大安之后，北兵大举入侵，天下连年骚乱不安，而军马的气势只有过去的十分之一。至于各种器械之类也多有损坏，民间差役繁重，越来越加疲乏，而天天出动军队，远近动荡，这是未捉获一个敌人而自己受害很多了，这是不可行的原因之一。今年西、北两处军队没有入侵的警报，这并非他们害怕不敢动，想是因为去年刚北归，暂且休养生息，否则的话就是其他部落相攻，无暇顾及我方。如果听说王师南征，乘机并至，我方虽有潼关、大河之险，实不足依靠，这样三面受敌，首尾难以相救，能不留为后悔的原因吗？这是第二个不可行的原因。凡兵称雄于天下的，必定兵马精锐强壮，器械犀利，况且要出其不备然后才能取胜。宋朝自从泰和年间重修旧好以来，练兵积粮，修建营垒，至今十年了。又车驾迁到汴京更加靠近宋国边境，他们必定朝夕忧虑恐惧，尽力设防。况且听说王师已从唐、邓出兵，必定迁移民众渡江，在各处清野，只留下空城，使我军一无所得，徒自辛苦耗费，究竟有何益处？这是第三个不可行的原因。宋朝是我国的世仇，近年并非没有恢复旧疆域、洗刷以前的耻辱的志向，只是畏惧我方威力，不能探知虚实，所以不敢轻举妄动。如今我军都是山西、河北无所依靠的流民，或者招回的逃兵，胁从回国，大抵是乌合之众，一向未经训练，而立即让他们作战，怎能保证必胜？虽然占领宋地，内无储蓄，又怎样防守？以未经训练的乌合之众，深入敌人境内，进得不到食物，退又无处掳掠，他们必将又逃跑啸聚山林，成为心腹之患，这是第四个不可行的原因。发兵征讨，需从敌方那里获取粮食，这事不能必得。随军转运粮草，又非民力所及，沿边民众虽有产业，而赋税差役十分繁重，已不胜困苦疲乏。又凡是失去家业寓居于河南的，大多数都衣食难以自给。受到贫困的逼迫，盗贼就会产生。如果宋人暗中招募，以厚利引诱，让他们充当向导，待我不备突然入侵，则内有叛民，外有劲敌，就不容易战胜了，这是第五个不可行的原因。如今春耕将近，如进兵不回，必误农时，因而也耽误秋天防御所用物资，这是社稷大计，岂止是疆场上的利害而已，这是第六个不可行的原因。愚臣认为只应当挑选一批有才能敢于作战的将士，分别布署在靠近边境的州郡，敌人来时就追击，敌人退却就努力耕田，以增加储备。如能做到，达到士气增强，民心稳固，国家富饶的境地，自然能够恢复先朝基业，完成中兴功绩，一个区区宋国何足担心不能平定。”下诏交给尚书省，宰相们人为诸军已经进发，不再有可商议的余地，于是胥鼎的奏议没有被采纳。

既而元帅承裔等攻取宋的大散关，宣宗对胥鼎说：“所得大散关，可以保住就保住，不能就焚毁还军。”于是胥鼎上奏说：“臣近日派官员询问各帅臣，都说从散关到蓦关诸关隘，距离很远，中间堡垒相望，如要分别屯守，没有一万人不行。而又有恒州、虢县所属几处关隘，宋兵均固守如旧，危急时又必然要分散关的兵力，留下人数少了必定难以支持，而凤翔、恒、陇也无法接应增援，恐怕会造成两者都失去的境况。况且近年以来，民力困于不停调发，如今正是春耕农事急迫之时，恐怕妨碍耕种，不如烧毁此关，只屯守边境上的关隘以张声势，如对方来入侵，相互接应增援易于做到。”宣宗同意了。

元帅内族承裔、移剌粘何伐宋时，所攻下城邑多行焚烧掠夺，于是胥鼎上言说：“承裔等奉诏宣扬国威，是所谓‘吊民伐罪’。如今大军已克武休关，将至兴元。兴元是汉中、西蜀的咽喉之地，请求下诏给帅臣们，所得城邑姑且不要焚掠，一定要安抚。真能使一郡帖然，秋毫不犯的话，则其余三十军将会不攻自下矣。若抗拒王师，才应该有诛戮。”宣宗很同意这一上言，于是下诏给承裔。

胥鼎，字和之，尚书右丞持国之子也。大定二十八年擢进士第，入官以能称，累迁大理丞。承安二年，持国卒，去官。四年，尚书省起复为著作郎。上曰：“鼎故家子，其才如何？”宰臣奏曰：“为人甚干济。”上曰：“著作职闲，缘今无他阙，姑授之。”未几，迁右司郎中，转工部侍郎。泰和六年，鼎言急递铺转送文檄之制，上从之，时以为便。至宁初，中都受兵，由户部尚书拜参知政事。

贞祐元年十一月，出为泰定军节度使，兼兖州管内观察使，未赴，改知大兴府事，兼中都路兵马都总管。二年正月，鼎以在京贫民阙食者众，宜立法振救，乃奏曰：“京师官民有能赡给贫人者，宜计所赡迁官升职，以劝奖之。”遂定权宜鬻恩例格，如进官升职、丁忧人许应举求仕、官监户从良之类，入粟草各有数，全活甚众。四月，拜尚书右丞，仍兼知府事。五月，宣宗将南渡，留为汾阳军节度使，兼汾州管内观察使。十一月，改知平阳府事，兼河东南路兵马都总管，权宣抚使。

三年四月，建言利害十三事，若积军储、备黄河、选官谳狱、简将练卒、钞法、版籍之类，上颇采用焉。又言：“平阳岁再被兵，人户散亡，楼橹修缮未完，衣甲器械极少，庾廪无两月食。夏田已为兵蹂，复不雨，秋种未下。虽有复业残民，皆老幼，莫能耕种，岂足征求。比闻北方刘伯林聚兵野狐岭，将深入平阳、绛、解、河中，遂抵河南。战御有期，储积未备，不速错置，实关社稷生灵大计。乞降空名宣敕一千、紫衣师德号度牒三千，以补军储。”上曰：“鼎言是也，有司其如数亟给之。”

七月，就拜本路宣抚使，兼前职。朝廷欲起代州戍兵五千，鼎上言：“岭外军已皆南徙，代为边要，正宜益兵保守，今更损其力，一朝兵至，何以待之？平阳以代为籓篱，岂可撤去。”尚书省奏宜如所请，诏从之。又言：“近闻朝廷令臣清野，切谓臣所部乃河东南路，太原则北路也，大兵若来，必始于北，故清野当先北而后南。况北路禾稼早熟，其野既清，兵无所掠，则势当自止。不然，南路虽清，而谷草委积于北，是资兵而召之南也。臣已移文北路宣抚司矣，乞更诏谕之。”既而大兵果出境，赐诏奖谕曰：“卿以文武之才，膺兵民之寄，往镇方面，式固边防，坐释朕忧，孰如卿力。益懋忠勤之节，以收绥静之功，仰副予心，嗣有后宠。”寻以能设方略退兵，进官一阶。

十月，鼎上言：“臣所将义军，皆从来背本趋末，勇猛凶悍、盗窃亡命之徒，苟无训练统摄官以制之，则朋聚党植，无所不至。乞许臣便宜置总领义军使、副及弹压，仍每五千人设训练一员，不惟预为防闲，使有畏忌，且令武艺精熟，人各为用。”上从之。

四年正月，大兵略霍、吉、隰三州，已而步骑六万围平阳，急攻者十余日，鼎遣兵屡却之，且上言：“臣以便宜立官赏，预张文榜，招还胁从人七千有奇，绩至者又六千余，俱令复业。窃谓凡被俘未归者，更宜多方招诱，已归者所居从便，优加存恤，无致失所。”制可。二月，拜枢密副使，权尚书左丞，行省于平阳。时鼎方抗表求退，上不许，因进拜焉，且遣近侍谕曰：“卿父子皆朕所知，向卿执政时，因有人言，遂以河东事相委，果能勉力以保无虞。方国家多难，非卿孰可倚者？卿退易耳，能勿虑社稷之计乎！今特授卿是任，咫尺防秋，更宜悉意。”

时河南粟麦不令兴贩渡河，鼎上言曰：“河东多山险，平时地利不遗，夏秋荐熟，犹常藉陕西、河南通贩物斛。况今累值兵戎，农民浸少，且无雨雪，阙食为甚。又解州屯兵数多，粮储仅及一月。伏见陕州大阳渡、河中大庆渡皆邀阻粟麦，不令过河，臣恐军民不安，或生内患。伏望朝廷听其输贩，以纾解州之急。”从之。

丁牛又言：“河东兵革之馀，疲民稍复，然丁牛既少，莫能耕稼，重以亢旱蝗螟，而馈饷所须，征科颇急，贫无依者俱已乏食，富户宿藏亦为盗发，盖绝无而仅有焉，其憔悴亦已甚矣。有司宜奉朝廷德意，以谋安集，而潞州帅府遣官于辽、沁诸郡搜括余粟，悬重赏诱人告讦，州县惮帅府，鞭箠械系，所在骚然，甚可怜悯。今大兵既去，惟宜汰冗兵，省浮费，招集流亡，劝督农事。彼不是务，而使疮痍之民重罹兹苦，是兵未来而先自弊也。愿朝廷亟止之，如经费果阙，以恩例劝民入粟，不犹愈于强括乎！”又言：“霍州回牛、夙楼岭诸厄，戍卒几四千。今兵既去而农事方兴，臣乞量留侦候，余悉遣归，有警复征。既休民力，且省县官，万一兵来，亦足御遏。举一事而获二利，臣敢以为请。”诏趋行之。

是以又言：“河东两路农民浸少，而兵戍益多，是以每岁粮储常苦不继。臣切见潞州元帅府虽设鬻爵恩例，然条目至少，未尽劝诱之术，故进献者无几。宜增益其条，如中都时，仍许各路宣抚司俱得发卖，庶几多获贮储，以济不给。”于是尚书省更定制奏行焉。

恫灰又言：“交钞贵于通流，今诸路所造不敷所出，苟不以术收之，不无阙误。宜从行省行部量民力征敛，以裨军用。河中宣抚司亦以宝券所支已多，民不贵，乞验民贫富征之。虽然，陕西若一体征收，则彼中所有，日凑于河东，其与不敛何异。又河北宝券以不许行于河南，由是愈滞，将误军储而启衅端。”时以河北宝券商旅赍贩南渡，致物价翔贵，权限路分行用，因鼎有言，罢之。

乩及又言：“比者朝廷命择义军为三等，臣即檄所司，而潞帅必兰阿鲁带言：‘自去岁初置帅府时已按阅本军，去其冗者。部分既定，上下既亲，故能所向成功。此皆血战之余，屡试可者。且又父子兄弟自相赴援，各顾其家，心一而力齐，势不可离。今必析之，将互易而不相谙矣。国家粮储，常恐不继，岂容侥冒，但本府兵不至是耳。况潞州北即为异境，日常备战，事务方殷，而分别如此，彼居中下者，皆将气挫心懈而不可用，虑恐因得测吾虚实。且义军率皆农民，已各散归田亩，趋时力作。若征集之，动经旬日，农事废而岁计失矣。乞从本府所定，无轻变易。’臣切是其言。”时阿鲁带奏亦至，诏遂许之。

陀满又言：“近侦知北兵驻同、耀，窃虑梗吾东西往来之路，遂委河中经略使陀满胡土门领军赴援。今兵势将叩关矣，前此臣尝奏闻，北兵非止欲攻河东、陕西，必将进取河南。虽已移文陕州行院及陕西邻境，俱令设备，恐未即遵行。乞诏河南行院统军司，议所以御备之策。”上以示尚书省，宰臣奏：“兵已逾关，惟宜严责所遣帅臣趋迎击之，及命鼎益兵渡河以掣其肘。”制可。既而鼎闻大兵已越关，乃急上章曰：“臣叨蒙国恩擢列枢府，凡有戎事，皆当任之。今入河南，将及畿甸，岂可安据一方，坐视朝廷之急，而不思自奋以少宽陛下之忧乎。去岁颁降圣训，以向者都城被围四方无援为恨，明敕将帅，若京师有警，即各提兵奔赴，其或不至自有常刑。臣已奉诏，先遣潞州元帅左监军必兰阿鲁带领军一万，孟州经略使徒单百家领兵五千，由便道济河以趋关、陕，臣将亲率平阳精兵直抵京师，与王师相合。”又奏曰：“京师去平阳千五百余里，倘俟朝廷之命方图入援，须三旬而后能至，得无失其机耶？臣以身先士卒倍道兼行矣。”上嘉其意，诏枢府督军应之。

?初，鼎以将率兵赴援京师，奏乞委知平阳府事王质权元帅左监军，同知府事完颜僧家奴权右监军，以镇守河东，从之。至是，鼎拜尚书左丞，兼枢密副使。是时，大兵已过陕州，自关以西皆列营栅，连亘数十里。鼎虑近薄京畿，遂以河东南路怀、孟诸兵合万五千，由河中入援，又遣遥授河中府判官仆散扫吾出领军趋陕西，并力御之。且虑北兵扼河，移檄绛、解、吉、隰、孟州经略司，相与会兵以为夹攻之势。已而北兵果由三门、集津北渡而去。

裕骸鼎复上言：“自兵兴以来，河北溃散军兵、流亡人户，及山西、河东老幼，俱徙河南。在处侨居，各无本业，易至动摇。窃虑有司妄分彼此，或加迫遣，以致不安。今兵日益盛，将及畿甸，倘复诱此失职之众使为乡导，或驱之攻城，岂不益资其力。乞朝廷遣官抚慰，及令所司严为防闲，庶几不至生衅。”上从其计，遣监察御史陈规等充安抚捕盗官，巡行郡邑。大兵还至平阳，鼎遣兵拒战，不利乃去。主

上命兴定元年正月，上命鼎选兵三万五千，付陀满胡土门统之西征。至是，鼎驰奏以为非便，略曰：“自北兵经过之后，民食不给，兵力未完。若又出师，非独馈运为劳，而民将流亡，愈至失所。或宋人乘隙而动，复何以制之？此系国家社稷大计。方今事势，止当御备南边，西征未可议也。”遂止。是月，进拜平章政事，封莘国公。又上奏曰：“臣近遣太原、汾、岚官军以备西征，而太原路元帅左监军乌古论德升以状白臣，甚言其失计。臣愚以为德升所言可取，敢具以闻。”诏付尚书省议之，语在德升传。三月，鼎以祖父名章，乞避职，诏不从。

朝廷诏鼎举兵伐宋，且令勿复有言，以沮成算。鼎已分兵由秦、巩、凤翔三路并进，乃上书曰：“窃怀愚恳，不敢自默，谨条利害以闻。昔泰和间，盖尝南伐，时太平日久，百姓富庶，马蕃军锐，所谓万全之举也，然犹亟和，以偃兵为务。大安之后，北兵大举，天下骚然者累年，然军马气势，视旧才十一耳。至于器械之属，亦多损弊，民间差役重繁，浸以疲乏，而日勤师旅，远近动摇，是未获一敌而自害者众，其不可一也。今岁西北二兵无入境之报，此非有所惮而不敢也，意者以去年北还，姑自息养，不然则别部相攻，未暇及我。如闻王师南征，乘隙并至，虽有潼关、大河之险，殆不足恃，则三面受敌者首尾莫救，得无贻后悔乎？其不可二也。凡兵雄于天下者，必其士马精强，器械犀利，且出其不备而后能取胜也。宋自泰和再修旧好，练兵峙粮，缮修营垒，十年于兹矣。又车驾至汴益近宋境，彼必朝夕忧惧，委曲为防。况闻王师已出唐、邓，必徙民渡江，所在清野，止留空城，使我军无所得，徒自劳费，果何益哉？其不可三也。宋我世仇，比年非无恢复旧疆、洗雪前耻之志，特畏吾威力，不能窥其虚实，故未敢轻举。今我军皆山西、河北无依之人，或招还逃军，胁从归国，大抵乌合之众，素非练习，而遽使从戎，岂能保其决胜哉？虽得其城，内无储蓄，亦何以守？以不练乌合之军，深入敌境，进不得食，退无所掠，将复遁逃啸聚为腹心患，其不可四也。发兵进讨，欲因敌粮，此事不可必者。随军转输，则又非民力所及。沿边人户虽有恒产，而赋役繁重，不胜困惫。又凡失业寓河南者，类皆衣食不给。贫穷之迫，盗所由生，如宋人阴为招募，诱以厚利，使为乡导，伺我不虞突而入寇，则内有叛民，外有勍敌，未易图之，其不可五也。今春事将兴，若进兵不还，必违农时，以误防秋之用，此社稷大计，岂特疆埸利害而已哉！其不可六也。臣愚以为止当遴选材武将士，分布近边州郡，敌至则追击，去则力田，以广储蓄。至于士气益强，民心益固，国用丰饶，自可恢廓先业，成中兴之功，一区区之宋何足平乎。”诏付尚书省，宰臣以为诸军既进，无复可议，遂寝。

散关既而元帅承裔等取宋大散关，上谕鼎曰：“所得大散关，可保则保，不可则焚毁而还。”于是鼎奏：“臣近遣官问诸帅臣，皆曰散关至蓦关诸隘，其地远甚，中间堡垒相望，如欲分屯，非万人不可。则又有恒州、虢县所直数关，宋兵皆固守如旧，缓急有事，当复分散关之兵。余众数少，必不能支，而凤翔、恒、陇亦无应援，恐两失之。且比年以来，民力困于调度，今方春，农事已急，恐妨耕垦，不若焚毁此关，但屯边隘以张其势，彼或来侵，互相应援易为力也。”制可。

二年四月，鼎乞致仕，上遣近侍谕曰：“卿年既耄，朕非不知，然天下事方有次第，卿旧人也，姑宜勉力以终之。”鼎以宣宗多亲细务，非帝王体，乃上奏曰：“天下之大，万机之众，钱谷之冗，非九重所能兼，则必付之有司，天子操大纲、责成功而已。况今多故，岂可躬亲细务哉？惟陛下委任大臣，坐收成算，则恢复之期不远矣。”上览其奏不悦，谓宰臣曰：“朕惟恐有怠，而鼎言如此何耶？”高琪奏曰：“圣主以宗庙社稷为心，法上天行健之义，忧勤庶政，夙夜不遑，乃太平之阶也。鼎言非是。”上喜之。

兵及三年正月，上言：“沿边州府官既有减定资历月日之格，至于掌兵及守御边隘者，征行暴露，备历艰险，宜一体减免，以示激劝。”从之。二月，上言：“近制，军前立功犯罪之人，行省、行院、帅府不得辄行诛赏。夫赏由中出则恩有所归，兹固至当。至于部分犯罪，主将不得施行，则下无所畏而令莫得行矣。”宰臣难之，上以问枢密院官，对如鼎言，乃下诏，自今四品以下皆得裁决。

幸岬时元帅内族承裔、移剌粘何伐宋，所下城邑多所焚掠，于是鼎上言：“承裔等奉诏宣扬国威，所谓‘吊民伐罪’者也。今大军已克武休，将至兴元。兴元乃汉中、西蜀喉衿之地，乞谕帅臣，所得城邑姑无焚掠，务慰抚之。诚使一郡贴然，秋毫不犯，则其余三十军将不攻自下矣。若拒王师，乃宜有戮。”上甚是其言，遂诏谕承裔。鼎以年老屡上表求致仕，上谓宰臣曰：“胥鼎以老求退，朕观其精力未衰，已遣人往慰谕之。鼎尝荐把胡鲁，以为过己远甚，欲以自代。胡鲁固佳，至于驾驭人材，处决机务，不及鼎多矣。”俄以伐宋有功，迁官一阶。

嗽拢八月，上言：“臣奉诏兼节制河东，近晋安帅府令百里内止留桑枣果木，余皆伐之。方今秋收，乃为此举以夺其事，既不能御敌而又害民，非计也。且一朝警急，其所伐木岂能尽去，使不资敌乎？他木虽伐，桑枣舍屋独非木乎，此殆徒劳。臣已下帅府止之，而左都监完颜闾山乃言尝奉旨清野，臣不知其可。”诏从鼎便宜规画。是时，大元兵大举入陕西，鼎多料敌之策，朝臣或中沮之，上谕枢密院官曰：“胥鼎规画必无谬误，自今卿等不须指授也。”寻又遣谕曰：“卿专制方面，凡事得以从宜规画，又何必一一中复，徒为逗留也。”

封温四年，进封温国公，致仕，诏谕曰：“卿屡求退，朕初不许者，俟其安好，复为朕用尔。今从卿请，仍可来居京师，或有大事，得就谘决也。”五年三月，上遣近侍谕鼎及左丞贾益谦曰：“自去冬至今，雨雪殊少，民心不安，军用或阙，为害甚重。卿等皆名臣故老，今当何以处之。欲召赴尚书省会议，恐与时相不合，难于面折，故令就第延问，其悉意以陈，毋有所隐。”元光元年五月，上敕宰相曰：“前平章胥鼎、左丞贾益谦、工部尚书札里吉、翰林学士孛迭，皆致政老臣，经练国事，当邀赴省与议利害。”仍遣侍官分诣四人者谕意焉。

文振六月，晋阳公郭文振奏：“河朔受兵有年矣，向皆秋来春去，今已盛暑不回，且不嗜戕杀，恣民耕稼，此殆不可测也。枢府每檄臣会合府兵进战，盖公府虽号分封，力实单弱，且不相统摄，方自保不暇，朝廷不即遣兵为援，臣恐人心以谓举弃河北，甚非计也。伏见前平章政事胥鼎，才兼将相，威望甚隆，向行省河东，人乐为用。今虽致政，精力未衰，乞付重兵，使总制公府，同力战御，庶几人皆响应，易为恢复，惟陛下图之。”

?明年，宣宗崩，哀宗即位。正大二年，起复，拜平章政事，进封英国公，行尚书省于卫州。鼎以衰病辞，上谕曰：“卿向在河东，朝廷倚重。今河朔州郡多归附，须卿图画。卿先朝大臣，必济吾事，大河以北，卿皆节制。”鼎乃力疾赴镇，来归者益众。鼎病不能自持，复申前请，优诏不许。三年，复上章请老，且举朝贤练军政者自代。诏答曰：“卿往在河东，残破孤危，殆不易保，卿一至而定。迄卿移镇，敌不复侵。何乃过为嫌避？且君臣均为一体，朕待下亦岂自殊，自外之语，殆为过计。况余人才力孰可副卿者？卿年高久劳于外，朕岂不知，但国家百年积累之基，河朔亿万生灵之命，卿当勉出壮图，同济大事。”鼎奉诏惶惧不敢退。是年七月，薨。

蚓玻鼎通达吏事，有度量，为政镇静，所在无贤不肖皆得其欢心。南渡以来，书生镇方面者，惟鼎一人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