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新时间：2022-11-29 10:31
邢士贞(1903～1929)，原名邢履祥，1903年出生于山西省汾西县邢家要村一农民家庭。
邢士贞(1903—1929年) ，山西省汾西县人。 十月革命后马列主义在中国传播，邢士贞从《平民周报》、锰新青年》等书刊中接受启蒙教育。民国14年(1925年)，上海发生“五卅”惨案，邢士贞在“太原市民沪案后援会”领导下，在汾西参加支援活动，登台演讲，组织游行示威，并筹建汾西农民协会。在北伐战争迅猛开展的形势下，8月，邢士贞参军南下，1927年在汉口参加中国。翌年四五月间以江苏省委军科干部的身份来到吴淞主持兵运工作。七八月间，在吴淞举办两期军事训练班，训练兵运干部。邢士贞还在炮兵中联络感情，开展工作，提高士兵觉悟，争取转变，他通过已在部队的党员江儒田以结拜兄弟方式，团结了一批士兵，并吸收符合条件的士兵入党，壮大了南炮台的党组织。他还把兵运工作的范围扩大到北炮台和狮子林炮台，注意分化瓦解反动军队的内部。1929年，邢士贞任中共江苏省委军事委员。8月24日，在上海新闸路经远里参加省军委会议，由于叛徒告密被捕。在狱中，他与彭湃等同志写信给党中央说：“我们已共同决定临死时的演说词了。我们未死的那一秒以前，我们努力在这里作党的工作，向士兵宣传、向警士宣传、向狱内群众宣传，同志不要为我们哀痛，望你们大家努力!”8月30日下午，国民党反动派杀害了邢士贞等。临刑前，邢士贞和同时殉难的同志一起唱着国际歌、高呼口号，表现了人的英勇气概。邢士贞牺牲时年26岁。
1914年进县城读初级小学。1918年入县高级小学，受进步教员影响，经常阅读进步书刊。1921年，考入太原私立新民中学，学习刻苦，成绩优异，常与同籍学生谈论民族革命运动。1924年，报考北京民国大学未果。1925年五卅运动期间，邢士贞积极参加了太原人民的反帝爱国斗争。在中共太原支部的领导下，太原的学生到山西各地发动群众，深入开展声援五卅运动的斗争。邢士贞与几位同学到汾西，发动汾西中小学师生举行游行示威，并在此基础上筹建汾西农民协会。
1925年8月下旬，邢士贞跟随同学王耀星南下汉口参加革命工作。1927年春，他在汉口加入了中国。1928年初，他历经艰难，辗转来到上海，与上海中共组织接上关系，被分配到中共江苏省委军科工作。不久，即与中共吴淞区委取得联系。
吴淞是上海的海上门户，国民党驻有重兵。为此，中共江苏省委以此作为兵运工作的重点。1928年初，中共吴淞区委创建，就根据江苏省委的有关指示，指定专人负责兵运工作。由于缺乏经验，工作开展不力。1928年夏，江苏省委军科重组，确定邢士贞为兵士运动委员会负责人。通过对吴淞区驻军情况的实地调查，邢士贞总结了以往兵运工作的教训，全面改进了兵运工作的方法。他与中共吴淞区委负责兵运工作的同志通过深入细致的工作，壮大了吴淞南炮台的党组织。在邢士贞的指导下，南炮台党组织团结广大下层士兵，灵活而巧妙地开展了反对吴淞要塞司令邓振铨的斗争，对国民党吴淞驻军起到了分化瓦解的作用，在当地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1929年8月24日下午4时许，邢士贞与彭湃、杨殷、颜昌颐、张际春等在上海新闸路经远里参加中共江苏省委军委会议，因叛徒告密，被公共租界帝国主义的武装巡捕和国民党上海公安局的包探逮捕。抓到彭湃、邢土贞等，国民党当局自然大喜过望。因25日是星期日，租界临时法院不办公。26日，在没有任何外人旁听的情况下，法庭装模作样地通过了一下审讯的形式，便匆匆引渡给了国民党上海市公安局。公安局将彭湃、邢士贞等人用铁甲汽车武装解人城内北门水仙庙侦缉队拘留所。当天晚上，上海市公安局就迫不及待地开庭审讯。
为了开展被捕以后的斗争，彭湃、邢士贞等及时地交换了应付敌人审讯的对策，决定尽量不暴露真实身份，利用一切可能与敌人周旋，争取保存生命。因此，在审讯中，邢士贞自称名叫郭瑞生，是到上海报考学校的学生。因为朋友介绍，才到新闸路李家借宿的，其他情况一概不知。彭湃等人在法庭上也都一问三不知，使满怀期望的审问官一无所获。27日下午，重新作了一番准备的敌人第二次开审。由于曾任国民党汕头市市长的方乃斌的出庭作证，彭湃、杨殷的真实身份已无从隐瞒。他们就索性将敌人的法庭当作了宣传革命的讲坛，严厉声讨国民党反动派的反革命罪行。而邢士贞等则仍然坚持原来的口供，拒不承认是员。在长达四五小时的审讯过程中，敌人没有任何收获。二审以后，国民党上海公安局深恐发生意外，于28日清晨将彭湃等人转押龙华警备司令部看守所。
得知战友被捕，中共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心急如焚，于24日晚即召开中央特科紧急会议，研究营救办法。根据得到的情报，决定趁被捕同志转押龙华之机，沿途武装劫车。周恩来下令特科所有会打枪的同志全部出动，装作是拍外景的电影工作者，赶往囚车必经之地枫林桥。但因事情过于仓促，临时发生了技术上的意外事故，延误了时机而使计划未能实现从而失去了唯一的营救机会。在被捕人员中，邢士贞年纪最轻，但他与彭湃等一样，始终保持着高昂的革命斗志。敌人的严刑拷打，只能残害他的肢体，却丝毫折损不了他的革命意志。他的英雄行为，令敌人束手无策，惊恐万状。
被押解到龙华警备司令部看守所后，邢士贞明白自己已必死无疑。在死亡面前，他面无惧色，依然谈笑自如。尽管手铐脚镣，铁链钉铛，彭湃和邢士贞等人在狱中没放过一刻机会，不断向在狱群众与司令部内的士兵作宣传。与士兵谈至痛切处，士兵中竟有捶胸落泪，痛骂国民党军阀非杀尽不可。当他们说到激昂处，便齐唱《国际歌》与《少年先锋歌》，士兵与狱中群众亦高呼口号和之，于是愁苦惨淡的狱中，一变而为激昂慷慨的沙场。有些因贫穷而走人抢劫的盗犯，他们都感动而觉悟道：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是我们穷人的正当出路!有些因革命嫌疑而入狱的群众乃更加坚决地说：“我们今后只有革命的一条路了!”被革命者们的英雄气概吓得心胆俱裂的敌人终于黔驴技穷了。8月30日，蒋介石亲自下令枪决彭湃、杨殷、颜昌颐、邢士贞四人。他们四人慷慨地向土兵及在狱难友说了最后的赠言，唱着《国际歌》，呼着口号出了狱门。敌人为了保证万无一失，在30日晚秘密行刑。他们甚至不敢将邢士贞等四人解至刑场，就在淞沪警备司令部内的空地上加以枪杀。死后，敌人又秘密地把他们掩埋，以图灭迹。
彭湃、邢士贞等被害的噩耗传来，周恩来代表党中央，起草了《中国反对国民党屠杀工农领袖宣言》，愤怒声讨国民党屠杀革命领袖的滔天罪行，沉痛哀悼为革命牺牲的四位烈士，号召人民为完成烈士未竟的事业而继续努力奋斗。周恩来一边起草，一边流泪。他对机要处的同志说：文告要马上发出去，马上发出去!又说：我们一定要把叛徒白鑫干掉!
邢土贞等牺牲后，1929年9月14日，周恩来撰写了《彭杨颜邢四同志被敌人捕杀经过》一文，刊载于1930年8月30日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日报》。1930年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日报》在题为《彭杨颜邢四同志被屠杀一周年》的社论中也指出：“邢士贞是上海吴淞群众斗争的领袖。”邢士贞的英雄业绩已陈列于龙华烈士纪念馆中，上海人民永远怀念这位革命烈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