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政体

第四章 阶级

第五章 财产

第六章 官制

第七章 选举

第八章 赋税

第九章 兵制

第十章 刑法

第十一章 实业

第十二章 货币

第十三章 衣食

第十四章 住行

第十五章 教育

第十六章 语文

第十七章 学术

第十八章 宗教

第十九章 中国民族的由来

第二十章 中国史的年代

第二十一章 古代的开化

第二十二章 夏殷西周的事迹

第二十三章 春秋战国的竞争和秦国的统一

第二十四章 古代对于异族的同化

第二十五章 古代社会的综述

第二十六章 秦朝治天下的政策

第二十七章 秦汉间封建政体的反动

第二十八章 汉武帝的内政外交

第二十九章 前汉的衰亡

第三十章 新室的兴亡

第三十一章 后汉的盛衰

第三十二章 后汉的分裂和三国

第三十三章 晋初的形势

第三十四章 五胡之乱（上）

第三十五章 五胡之乱（下）

第三十六章 南北朝的始末

第三十七章 南北朝隋唐间塞外的形势

第三十八章 隋朝和唐朝的盛世

第三十九章 唐朝的中衰

第四十章 唐朝的衰亡和沙陀的侵入

第四十一章 五代十国的兴亡和契丹的侵人

第四十二章 唐宋时代中国文化的转变

第四十三章 北宋的积弱

第四十四章 南宋恢复的无成

第四十五章 蒙古大帝国的盛衰

第四十六章 汉族的光复事业

第四十七章 明朝的盛衰

第四十八章 明清的兴亡

第四十九章 清代的盛衰

第五十章 中西初期的交涉

第五十一章 汉族的光复运动

第五十二章 清朝的衰乱

第五十三章 清朝的覆亡

第五十四章 革命途中的中国

严耕望称吕思勉的治史是“通贯各时代，周赡各领域”，这也是《白话本国史》的主要特色。《白话本国史》上起远古时代，下至作者写作之年（1922），是一本名副其实的中国通史。在20世纪的史学界，凭个人力量独立完成，囊括了古代、近代和现代三大时段的中国全通史，迄今，惟此一部。书中的历史分期很能体现吕思勉的历史通感。作者将中国历史分为五个阶段：周以前为上古史，秦朝统一到唐朝全盛为中古史，从唐朝安史之乱至南宋为近古史，元朝至清朝中叶为近世史，西力东渐以后为最近世史。这一历史分期，来自于作者对中国历史演变脉络的通贯考察。作者认为：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大变迁时代，“是三代以前和秦汉以后社会的一个大界限”。而秦汉以后，中国历史便呈现出一个公例：承平数十百年，就要酿成大乱，大乱过后，可以平定数十百年，往后又是如此重演。到明末清初，思想界才起了一个根本上的变动——即对向来的社会组织产生了根本的怀疑。然而，闭关时代，无外情可资比较，因怀疑向来的社会组织而萌生的改革，仍“只得求之于古”。这种情况直到西力东渐、清代海禁打开才发生变化，所以西力东渐是传统社会与现代历史的一大界限。作者认为，就政治形势和民族关系而论，汉唐的历史和宋元明清的历史有很大不同，所以唐中期安史之乱可以作为中古史和近古史的一大界限。这种从史实出发、突出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大关节的历史分期，是当时中国史研究中的创新性见解，对以后的通史研究和通史教学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在中国史研究上卓有建树的史学家杨宽、唐长孺、黄永年等，在年青时都因受《白话本国史》的启发而走上治学道路。

20世纪前期的史学界主流，是提倡做“窄而深”的专题研究，这一观念的极端表现，就是反对通史编撰和通史教学（陈寅恪也曾一度反对雷海宗在清华开设通史课程）。先做专题、断代的研究，然后才有通史的编撰，这也是今日大多数历史学者所赞同的看法。但是，这一看法也极易忽视问题的复杂性：一部事实陈述的真实性含量极高的通史著作，未必一定比另一部含量稍低的通史著作，在整体上具有更高的真实性。这便是现代历史哲学研究中的一个难题：假使历史整体之“真”不能从个别、局部之“真”的连接、集合中得以实现，那么，构建历史整体之“真”的条件是什么呢？显然，除了需要有大量的个别史实的“真”之外，还有史实的选择、史实的组合、历史整体的构建、叙事情节的设计等，都是不可或缺的条件，而对历史主要脉络及大关节目的正确把握，仍是通史著作成功与否的关键所在，这也是吕思勉通史著作的学术生命较为长远的一个原因。

提倡新史料、乃至稀缺史料的发现和运用，也是那一时期史学研究的一个特征，故有使用新材料、研究新问题、“得预”学术新潮流之说。但其极端，则有所谓“史料的尽量扩充与不看二十四史”之诡论现象的产生（罗志田语）。平心而论，除了史前、上古的历史之外，以“二十四史”为代表的传统典籍，仍是治中国史的原料大宗。这是因史料留存的客观状况所限，非出于任何人的主观好恶。所以，从阅读传统典籍入手的治学路数，仍不失为史学研究的“康庄大道”。吕思勉的治学是从系统阅读传统典籍入手的，写札记，作考证，数十年如一日，他先后把二十四史反复阅读了好几遍，再参考其他史书以及经、子、集部文献，将辑录的史料加以排比考订、综合分析，一生所写札记总数达100多万字。他特别推崇顾炎武的《日知录》、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赵翼的《廿二史札记》等著作，不为考证而考证，专关心“古今风会之递变”。这种以札记为基础，再作归纳分析和融会贯通的通史著述，自与那种“剪刀加浆糊”的通史著述大不相同，内中包含着许多作者独特的创见。比如，说“汤用兵的形势，实在和周初相同”，不仅商周用兵形势相同，后来秦的用兵亦如此（这是就地形地势来论秦统一的便利，与时下论大一统的地理环境，形式相似，旨趣大异）。又说宋与北周用兵的差异，一是先南后北，一是先北后南。宋的用兵之所以先南后北，是取其先易后难，本也无可非议，但历史的机会也由此一纵即逝，结果对北面始终处于劣势。论者都说吕思勉的治学路数与当年学界主流有所不同，更具有本土化的特征。其实，从札记的写作，再进而做融会贯通的研究，与西方治学的专题研究，实在是“异曲同工”、“殊途同归”。读他的通史著作，其体制规模，实与梁启超所倡的“新史学”的理想模式最为吻合。所以史学家顾颉刚称吕思勉通史著作“以丰富的史识与流畅的笔调来写通史，方为通史写作开了一个新的纪元”。

吕思勉是史学界公认的旧籍读得最多的一位学者，谭其骧称他“以史学名家而兼通经、子、集三部”，二十四史通读数遍，为学界同人传为美谈。他的国学基础深厚，但治史的意趣却不保守。《白话本国史》渗透着作者用新方法、新思想来整理旧国故的精神。正如王家范所说：“先生于著作中常透出一些精彩议论，知道他实得益于对社会学、人类学等新知识的吸收，社会经济、社会组织、社会生活都进入了他的中国通史，实为中国社会史研究的先驱。”

《白话本国史》全名《自修适用白话本国史》，它虽是一部学术专著，但作者预设的读者对象却是青年学生。吕思勉是一位自学成才的历史学家，他说自己“少年时，因没有名师指导，精力、时间浪费甚多，因未得门径，绕掉的圈儿也属不少”。为此，他写了一部“自修适用”的历史入门书。所谓“门径之门径，阶梯之阶梯”。为了便于自学，书中除了详细注明材料来源和参考书目外，还记注了许多必要的文史知识。如，引用《山海经》的材料，作者特地注明“言海内者，明海内复有昆仑山”的“海”，同“夷蛮戎狄，谓之四海”的“海”是一个意思，不能理解为海洋的“海”。说到史料中的“山”，作者特地注明，古人所谓的山，包括的范围很广，大体相当于我们所说的山脉，而不是像今天那样，仅指一山一岭。这许多涉及历史、地理、语法、训诂、辩伪等方面的知识，往往都是工具书里查不到的，但对于正确理解材料是很重要的。这种著述方式，值得现在编写历史教材的学者借鉴。

吕思勉（1884—1957），中国近代著名史学家，字诚之，江苏武进人。曾任上海光华大学教授、历史系主任。新中国成立后，任华东师范大学教授。吕先生一生致力于中国古代史研究，1923年出版《白话本国史》四册，是较早的一部有系统的中国通史，对当时史学界很有影响，后又著成《吕著中国通史》两册。晚年从事断代史研究，先后出版有《先秦史》《秦汉史》《魏晋南北朝史》《隋唐五代史》等著作，还著有《中国民族史》《史通评》等书。

吕先生一生治学严谨，勤于著述，其对中国文化史的研究，在当时得风气之先，《吕著中国通史》堪称他在这方面的代表作。此书由开明书店于1940年出版上册，1945年出版下册。出版后甚受学术界和广大读者的欢迎，曾数次重印。可惜当时正值多事之秋，此书的作用和影响很快被独裁、内战和饥饿所掩盖，以致绝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