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是外部资金大量涌入造成资产泡沫。东南亚国家普遍采取高投入推动高增长的发展模式，在国内资金成本不断升高的情况下，大规模引入低成本国外资金，有的国家外债规模占GDP比重高达50%左右，加上金融监管不力，大量资金流入房地产和股票市场，不仅普遍出现资产泡沫，还造成资金期限错配。一旦出现资金外逃和流动性收缩，高外债和期限错配，就会引发金融危机。

二是固定汇率制度加剧汇率风险。东南亚国家都是出口导向型经济体，出口依存度高。危机前十年，这些经济体出口年均增速都保持在10%—20%，为稳定出口，减少企业汇率风险，东南亚国家普遍采取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度，汇率普遍高估，在遭遇国际资本冲击后，外汇储备急剧枯竭，最终不得不放弃固定汇率，本币在短期内大幅贬值，成为金融危机的导火索。

三是过早开放资本账户增大金融体系脆弱性。受经济、金融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的影响，危机前十年，这些经济体纷纷启动金融自由化进程，同时为弥补财政赤字和经常账户逆差形成的资金缺口，在金融监管体系尚不健全的情况下，过早开放资本项目，并大量使用短期资本项目融资，为金融危机埋下了隐患。

在全球金融风暴中，处于风口浪尖的进出口行业受到的冲击最直接也最严重。首先，危机从金融层面转向经济层面，直接影响出口。美国消费支出占GDP的70%以上，2007年美国国内消费规模约10万亿美元，而同期中国消费者支出约为1万亿美元。短期内，中国国内需求的增加无法弥补美国经济对华进口需求的减少。据测算，美国经济增长率每降1%，中国对美出口就会降5%～6%。其次，次贷危机进一步强化了美元的弱势地位，加速了美元的贬值速度，从而降低了出口产品的优势。美国联邦储备局不断降低利率、为银行注入流动性资金与我国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形成矛盾，导致大量热钱流入中国，加速了美元贬值和人民币升值的进程，从而使中国出口产品价格优势降低，对美出口形成挑战。在上述因素的作用下，中国出口呈现减速迹象。上半年中国继续延续出口增长减速的趋势。从出口金额看，上半年同比增长21.87%，比2007年同期27.55%的增长速度降低近6个百分点；从出口数量看，上半年同比增长8.44%，也明显低于2007年同期10.11%的增长速度。除了出口数量减少外，受金融危机的影响，海外企业的违约率也开始上升，出口企业的外部信用环境进一步恶化。据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浙江分公司统计，前5个月收到的报损案件金额高达3034万美元，同比增长80%；已支付赔款895万美元，同比增长525.6%。其中，2008年理赔量比2007年同期增长525.6%，本地企业的海外坏账率增长约为268%。

具体到行业，保险业近年来总体处于上升状态，除了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严重影响，保费增速降低，但仍超过10%。纺织行业等传统劳动密集型企业受到的影响比较严重。据海关总署数据显示，2008年9月份，纺织品服装出口较8月份减少近6亿美元，较上年同月仅小幅增加约3亿美元，9月份出口延续了8月份微幅增长的趋势。随着美国金融危机愈演愈烈，以美元计价的纺织出口接近零增长，以人民币汇率计价的出口额持续负增长，20%的纺织企业出现亏损；汽车行业受美国金融危机的影响，总体表现低迷。据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最新数据统计，2009年1～8月，乘用车产销463.24万辆和455.03万辆，同比增长13.67%和13.15%，与上年同期相比，增幅回落8.32个百分点和10.94个百分点。从8月份的汽车销量来看，欧洲同比锐减16%，北美降幅达15.5%，日本汽车销量下降14.9%。而中国国内汽车销量同比下降了5.4%，环比下降了6.0%；船舶行业也深受其害。由于金融危机，世界船舶融资的形势也日益严峻，欧洲许多银行都暂停了船舶融资业务，预订船舶但未获融资的比例明显上升。一些船东被迫取消船舶订单，如香港金辉船务取消了在大连船舶重工订购2艘VLCC的订单，雅典OceanautInc取消9艘7亿美元散货船订单，韩国、印度中小船东也相继出现了取消订单的情况。就地区而言，东部地区由于以外向型经济为主导，所受损失相对较严重。广东有2万至3万家大大小小的工厂倒闭，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合俊集团旗下的两家玩具加工厂倒闭，6500名员工面临失业，这是受金融危机冲击中国实体企业倒闭规模最大的案例。就出口国家来看，中国对美国出口金额增速下降较为明显，对欧盟和大洋洲的出口并未受到明显影响，而对拉美和非洲等发展中地区的出口金额则出现了强劲增长态势，上半年中国对拉美、非洲出口金额增长都在40%以上，远远高于对欧洲和北美的出口金额增长速度。随着金融危机的进一步发展与扩散，中国对欧洲国家，甚至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也会受到影响，从而对中国整体出口增长构成严峻挑战。

金融危机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是深远的。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提供的数据显示，目前次级债券衍生合约的市场规模被放大至近400万亿美元，相当于全球GDP的7倍之高。日本媒体报道这次危机将导致全球金融资产缩水27万亿美元。前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撰文指出：“有一天，人们回首今日，可能会把美国当前的金融危机评为二战结束以来最严重的危机。”危机对实体经济的影响现已显现，世界经济下滑几成定局。中国是这次危机中受损最小的发展中国家，直接损失较小，但是间接影响也不可小视。出口将减少，作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之一，其作用开始消弱；投资者的信心有所动摇，投资积极性不高；银行“惜贷”，国内流动性不足。目前，扩大内需，尤其是刺激消费已成为政府和学界统一的经济调整口径，但仅依靠个体经济行为（个人与家庭消费和企业投资）促进经济发展显然有些“牵强附会”。实践表明，当经济处于衰退、或预期衰退时，（我国仍处于良性轨道上，但经济下滑）政府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比货币政策更有效。应该说，从不久前的“反通胀”到今天的“保增长”政策突变，正在考验着政府宏观经济驾驭和调控的能力。

经济领域的剧变带来了人心理上的改变，他们越来越失去安全感。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此次排山倒海般到来的金融危机不啻于美国经济领域的“9·11”。美国人开始质疑美国政府的决策能力，美国数家新闻媒体23日公布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78%的接受调查的人认为，当前美国国家路线不对。民心的这种微妙变化，无疑将在即将白热化的美国大选中发挥“威力”，因此美国两党总统候选人奥巴马和麦凯恩都在不遗余力地批评现政府的决策之余，还热情洋溢地发布解决经济困境的“妙招”，为的就是争取这部分选民。

金融危机也直接冲击到个人的生活。通货膨胀、企业倒闭、经济困境降低了人们的支付能力，这不仅使得还不起房贷的人增多，也大大降低了许多人的生活质量。就不断有普通美国人抱怨，连日常开支都要一再思量、一再缩减。

在国际金融危机冲击最严重时，果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为顺利实施一揽子计划提供了重要的资金保障和政策支撑，有效提振了市场信心。

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中，政策立足点始终放到全面扩大国内需求上，内需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从2007年的82.1%提高到2012年的102.2%，经常项目顺差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10.1%下降到2.6%。一方面，重点扩大消费需求，构建长效机制。

法国“密西西比泡沫”则是由金融天才约翰·劳一手炮制的金融泡沫，他在法国历史上第一次尝试了金融创新产品“债转股”实验和大规模的纸币发行。约翰·劳先是组建公司，以优惠条件替政府还债，取得发行银行券的权力，然后又大肆出售公司股票。由于银行券的大量发行导致严重的通货膨胀，最终导致公司股票价格暴跌，引发严重的金融危机。

1929-1933年席卷全球的大危机被认为是人类历史上出现的各种危机中波及范围最广、破坏性最严重、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危机，是人类历史上空前的大危机，并且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重要诱因，对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产生了重大影响。这次危机始于1929年10月24日美国纽约证券交易所的股市抛售狂潮，随着股票价格雪崩式的下跌，金融危机突然爆发。

1997年香港回归伊始，亚洲金融危机爆发。7月中旬至1998年8月，国际金融炒家三度狙击港元，在汇市、股市和期指市场同时采取行动。他们利用金融期货手段，用3个月或6个月的港元期货合约买入港元，然后迅速抛空，致使港币利率急升，恒生指数暴跌，从中获取暴利。

面对国际金融炒家的猖狂进攻，香港特区政府决定予以反击。1998年8月，香港金融管理局动用外汇基金，在股票和期货市场投入庞大资金，准备与之一决雌雄。28日是香港股市8月份恒生期货指数的结算日，特区政府与炒家爆发了大决战。特区政府顶住了国际金融炒家空前的抛售压力，毅然全数买进，独立支撑托盘，最终挽救了股市，有力地捍卫了港元与美元挂钩的联系汇率制度，保障了香港经济安全与稳定。

香港金融保卫战是经济实力的较量。在保卫战爆发前夕，香港不仅自身拥有82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而且身后还有中央政府128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两者相加超过日本的2080亿美元，居当年世界第一位。截至1997年12月底，香港的外汇储备为928亿美元，是全球第三大，仅次于日本和中国内地。

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概况

1997年6月，一场金融危机在亚洲爆发，这场危机的发展过程十分复杂。到1998年年底，大体上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997年6月至12月；1998年1月至1998年7月；1998年7月到年底。

第一阶段：1997年7月2日，泰国宣布放弃固定汇率制，实行浮动汇率制，引发了一场遍及东南亚的金融风暴。当天，泰铢兑换美元的汇率下降了17%，外汇及其他金融市场一片混乱。在泰铢波动的影响下，菲律宾比索、西亚盾、马来西亚林吉特相继成为国际炒家的攻击对象。8月，马来西亚放弃保卫林吉特的努力。一向坚挺的新加坡元也受到冲击。印尼虽是受“传染”最晚的国家，但受到的冲击最为严重。10月下旬，国际炒家移师国际金融中心香港，矛头直指香港联系汇率制。台湾当局突然弃守新台币汇率，一天贬值3.46%，加大了对港币和香港股市的压力。10月23日，香港恒生指数大跌1211.47点；28日，下跌1621.80点，跌破9 000点大关。面对国际金融炒家的猛烈进攻，香港特区政府重申不会改变现行汇率制度，恒生指数上扬，再上万点大关。接着，11月中旬，东亚的韩国也爆发金融风暴，17日，韩元对美元的汇率跌至创纪录的1 008∶1。21日，韩国政府不得不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求援，暂时控制了危机。但到了12月13日，韩元对美元的汇率又降至1 737.60∶1。韩元危机也冲击了在韩国有大量投资的日本金融业。1997年下半年日本的一系列银行和证券公司相继破产。于是，东南亚金融风暴演变为亚洲金融危机。

第二阶段：1998年初，印尼金融风暴再起，面对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印尼开出的药方未能取得预期效果。2月11日，印尼政府宣布将实行印尼盾与美元保持固定汇率的联系汇率制，以稳定印尼盾。此举遭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美国、西欧的一致反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扬言将撤回对印尼的援助。印尼陷入政治经济大危机。2月16日，印尼盾同美元比价跌破10 000∶1。受其影响，东南亚汇市再起波澜，新元、马币、泰铢、菲律宾比索等纷纷下跌。直到4月8日印尼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就一份新的经济改革方案达成协议，东南亚汇市才暂告平静。1997年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使得与之关系密切的日本经济陷入困境。日元汇率从1997年6月底的115日元兑1美元跌至 1998年4月初的133日元兑1美元；5、6月间，日元汇率一路下跌，一度接近150日元兑1美元的关口。随着日元的大幅贬值，国际金融形势更加不明朗，亚洲金融危机继续深化。

第三阶段：1998年8月初，乘美国股市动荡、日元汇率持续下跌之际，国际炒家对香港发动新一轮进攻。恒生指数一直跌至6600多点。香港特区政府予以回击，金融管理局动用外汇基金进入股市和期货市场，吸纳国际炒家抛售的港币，将汇市稳定在7.75港元兑换1美元的水平上。经过近一个月的苦斗，使国际炒家损失惨重，无法再次实现把香港作为“超级提款机”的企图。国际炒家在香港失利的同时，在俄罗斯更遭惨败。俄罗斯中央银行8 月17日宣布年内将卢布兑换美元汇率的浮动幅度扩大到6.0～9.5∶1，并推迟偿还外债及暂停国债交易。9月2日，卢布贬值70%。这都使俄罗斯股市、汇市急剧下跌，引发金融危机乃至经济、政治危机。俄罗斯政策的突变，使得在俄罗斯股市投下巨额资金的国际炒家大伤元气，并带动了美欧国家股市的汇市的全面剧烈波动。如果说在此之前亚洲金融危机还是区域性的，那么，俄罗斯金融危机的爆发，则说明亚洲金融危机已经超出了区域性范围，具有了全球性的意义。到 1998年底，经济仍没有摆脱困境。1999年，金融危机结束。

1997年金融危机的爆发，有多方面的原因，我国学者一般认为可以分为直接触发因素、内在基础因素和世界经济因素等几个方面。

直接触发因素包括：

（1）国际金融市场上游资的冲击。在全球范围内大约有7万亿美元的流动国际资本。国际炒家一旦发现在哪个国家或地区有利可图，马上会通过炒作冲击该国或地区的货币，以在短期内获取暴利。

（2）亚洲一些国家的外汇政策不当。它们为了吸引外资，一方面保持固定汇率，一方面又扩大金融自由化，给国际炒家提供了可乘之机。如泰国就在本国金融体系没有理顺之前，于1992年取消了对资本市场的管制，使短期资金的流动畅通无阻，为外国炒家炒作泰铢提供了条件。

（3）为了维持固定汇率制，这些国家长期动用外汇储备来弥补逆差，导致外债的增加。

（4）这些国家的外债结构不合理。在中期、短期债务较多的情况下，一旦外资流出超过外资流入，而本国的外汇储备又不足以弥补其不足，这个国家的货币贬值便是不可避免的了。

内在基础性因素包括：

（1）透支性经济高增长和不良资产的膨胀。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是发展中国家的共同愿望。当高速增长的条件变得不够充足时，为了继续保持速度，这些国家转向靠借外债来维护经济增长。但由于经济发展的不顺利，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亚洲有些国家已不具备还债能力。在东南亚国家，房地产吹起的泡沫换来的只是银行贷款的坏账和呆账；至于韩国，由于大企业从银行获得资金过于容易，造成一旦企业状况不佳，不良资产立即膨胀的状况。不良资产的大量存在，又反过来影响了投资者的信心。

（2）市场体制发育不成熟。一是政府在资源配置上干预过度，特别是干预金融系统的贷款投向和项目；另一个是金融体制特别是监管体制不完善。

（3）“出口替代”型模式的缺陷。“出口替代”型模式是亚洲不少国家经济成功的重要原因。但这种模式也存在着三方面的不足：一是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的阶段，生产成本会提高，出口会受到抑制，引起这些国家国际收支的不平衡；二是当这一出口导向战略成为众多国家的发展战略时，会形成它们之间的相互挤压；三是产品的阶梯性进步是继续实行出口替代的必备条件，仅靠资源的廉价优势是无法保持竞争力的。亚洲这些国家在实现了高速增长之后，没有解决上述问题。

世界经济因素主要包括：

（1）经济全球化带来的负面影响。经济全球化是世界各地的经济联系越来越密切，但由此而来的负面影响也不可忽视，如民族国家间利益冲撞加剧，资本流动能力增强，防范危机的难度加大等。

（2）不合理的国际分工、贸易和货币体制，对第三世界国家不利。在生产领域，仍然是发达国家生产高技术产品和高新技术本身，产品的技术含量逐级向欠发达、不发达国家下降，最不发达国家只能做装配工作和生产初级产品。在交换领域，发达国家能用低价购买初级产品和垄断高价推销自己的产品。在国际金融和货币领域，整个全球金融体系和制度也有利于金融大国。

这次金融危机影响极其深远，它暴露了一些亚洲国家经济高速发展的背后的一些深层次问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不仅是坏事，也是好事，这为推动亚洲发展中国家深化改革，调整产业结构，健全宏观管理提供了一个契机。由于改革与调整的任务十分艰巨，这些国家的经济全面复苏还需要一定的时间。但亚洲发展中国家经济成长的基本因素仍然存在，经过克服内外困难，亚洲经济形势的好转和进一步发展是大有希望的。

发生在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是继三十年代世界经济大危机之后，对世界经济有深远影响的又一重大事件。这次金融危机反映了世界和各国的金融体系存在着严重缺陷，包括许多被人们认为是经过历史发展选择的比较成熟的金融体制和经济运行方式，在这次金融危机中都暴露出许许多多的问题，需要进行反思。这次金融危机给我们提出了许多新的课题，提出了要建立新的金融法则和组织形式的问题。本书试图进行这方面的研究。本书研究的中心问题是如何解脱本世纪初货币制度改革以后在不兑现的纸币本位制条件下各国形成的货币供应体制和企业之间在新形势下形成的债务衍生机制带来的几个世纪性的经济难题，包括：

（1）企业债务重负，银行坏账丛生，金融和债务危机频繁；

（2）社会货币供应过多，银行业务过重，宏观调控难度加大；

（3）政府税收困难，财政危机与金融危机相拌；

（4）通货膨胀缠绕着社会经济，泡沫经济时有发生，经济波动频繁，经济增长经常受阻；

（5）企业资金不足带来经营困难，提高了破产和倒闭率，企业兼并活动频繁，降低了企业的稳定性，增加了失业，不利于经济增长和社会的稳定。

（6）不平等的国际货币关系给世界大多数国家带来重负并造成许许多多国际经济问题。

以上问题最深层的原因，是货币制度的不完善和在社会化大生产条件下企业之间交易活动产生的新机制未被人们充分认识。本书的思路是，建立一种权威性的企业交易结算的中介系统――国家企业交易中介结算系统，解脱企业之间的债务链，消除企业和银行坏账产生的基础，以避免债务和金融危机的发生，并减少通货膨胀和泡沫经济的危害，促进经济的稳定增长。在这个创新过程中，还会产生国家税收和财政支出方式的创新，减少财政赤字的发生。同时，还会产生企业制度的创新，减少企业的破产倒闭和兼并现象，增强企业的稳定性。并且，还将对国际结算方式进行创新，对国际货币的使用进行改革。这个过程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问题的治理，而是对纸币制度所存在的严重缺陷的修正，是对货币供应和流通体制的创新，是金融体制的重大变革，并且，这种变革带来经济运行机制的诸多方面的调整。

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尽管在各国有其具体的内在因素：经济持续过热，经济泡沫膨胀，引进外资的盲目性－－短期外债过量，银行体系的不健全，银企勾结和企业的大量负债等，危机也有其外在原因：国际炒家的“恶劣”行径，但是人们还应进一步追根求源，找到危机生成的本质因素－－现代金融经济和经济全球化趋势。

刘诗白认为，金融危机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固有的内容，1929年－1933年的世界经济大恐慌，更是以严重的金融危机为先导。1994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和1997年的东亚金融危机首先发生于资本主义世界。可见，金融危机有其制度根源，是资本主义危机。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存在于市场经济固有的自发性的货币信用机制，一旦金融活动失控，货币及资本借贷中的矛盾激化，金融危机就表现出来。以金融活动高度发达为特征的现代市场经济本身是高风险经济，包孕着金融危机的可能性。经济全球化和经济一体化是当代世界经济的又一重大特征。经济全球化是市场经济超国界发展的最高形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各国之间商品关系的进一步发展，各国在经济上更加互相依存，商品、服务、资本、技术、国际间的频繁流动，经济的全球化趋势表现得更加鲜明。金融活动的全球化是当代资源在世界新配置和经济落后国家与地区跃进式发展的重要原因，但国际信贷、投资大爆炸式地发展，其固有矛盾深化，金融危机必然会在那些制度不健全的、最薄弱的环节爆发。综上所述，现代市场经济不仅存在着导源于商品生产过剩、需求不足的危机，而且存在着金融信贷行为失控、新金融工具使用过度与资本市场投机过度而引发的金融危机。在资本主义世界，这种市场运行机制的危机又受到基本制度的催化和使之激化。金融危机不只是资本主义国家难以避免，也有可能出现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中。

金融体制的不健全、金融活动的失控是金融危机的内生要素。正由于此，在当前我国的体制转型中，人们应该高度重视和切实搞好政府调控的市场经济体制的构建，特别要花大力气健全金融体制，大力增强对内生的和外生的金融危机的防范能力。总结：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后，人们对危机爆发的原因进行了广泛和深入的探讨.指出了危机爆发的内在原因和外在原因，刘诗白则进一步指出深层次的原因，即现代货币信用机制导致危机的爆发。只要现代市场经济存在，市场经济所固有的货币信用机制就可能导致金融危机。只不过，它只是发生在那些制度不健全的、最薄弱的国家。这一点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也不例外。虽然如此，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健全金融体制来防范金融危机，刘诗白又给我们指出了一条防范金融危机之路。

自1929-1933年之后的几十年，金融领域经历了20世纪70年代的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80年代的拉美国际债务危机、90年代的墨西哥金融危机和亚洲金融危机。但总体来看，这段时期的世界金融体系较为稳定，直至2007-2008年金融危机的爆发。2007年7月中下旬，美国的次级抵押贷款危机爆发，从金融市场扩散到主要商业银行，并迅速蔓延到全球。

2007-2008年此次金融危机对当代政治经济格局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危机爆发之后，全球经济开始陷入前所未有的低谷。面对严峻的经济形势，各国政府不得不开启一系列刺激经济的财政和金融方案，致使各国的主权债务不断攀升。

繁荣-萧条周期通常围绕着信贷状况循环出现，同时始终会涉及到一种偏见或误解。这通常是未能认识到贷款意愿和抵押品价值之间存在一种反身（reflexive）、循环的关系。如果容易获得信贷，就带来了需求，而这种需求推高了房地产价值；反过来，这种情况又增加了可获得信贷的数量。当人们购买房产，并期待能够从抵押贷款再融资中获利，泡沫便由此产生。近年来，美国住宅市场繁荣就是一个佐证。而持续60年的超级繁荣，则是一个更为复杂的例子。

每当信贷扩张遇到麻烦时，金融当局都采取了干预措施，（向市场）注入流动性，并寻找其它途径，刺激经济增长。这就造就了一个非对称激励体系，也被称之为道德风险，它推动了信贷越来越强劲的扩张。这一体系是如此成功，以至于人们开始相信前美国总统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所说的――而我则称之为“市场原教旨主义”(market fundamentalism)。原教旨主义者认为，市场会趋于平衡，而允许市场参与者追寻自身利益，将最有利于共同的利益。这显然是一种误解，因为使金融市场免于崩盘的并非市场本身，而是当局的干预。不过，市场原教旨主义上世纪80年代开始成为占据主宰地位的思维方式，当时金融市场刚开始全球化，美国则开始出现经常账户赤字。

全球化使美国可以吸取全球其它地区的储蓄，并消费高出自身产出的物品。2006年，美国经常账户赤字达到了其国内生产总值(GDP)的6.2%。通过推出越来越复杂的产品和更为慷慨的条件，金融市场鼓励消费者借贷。每当全球金融系统面临危险之际，金融当局就出手干预，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1980年以来，监管不断放宽，甚至到了名存实亡的地步。

出现世界性金融危机

次贷危机导致发达国家金融机构必须重新估计风险、分配资产，未来两年，发达国家资金将纷纷逆转回涌，加强当地金融机构的稳定度。由此将导致新兴市场国家的证券市场价格大幅缩水、本币贬值、投资规模下降、经济增长放缓甚至衰退，其中最为脆弱的是波罗的海三国和印度。新的金融危机将为中国经济增长带来压力，但中国资金也面临“走出去”彻底整合并购相应企业的好时机。

世界范围金融危机的乌云正在聚集，未来两年内，全世界将出现一次新型的金融危机。这一金融危机的最大受害者将是一些新兴市场国家，这对中国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挑战和新的机遇。

资金流动逆转将导致新兴市场国家金融危机

以美国和英国为代表的发达经济体，在过去近十年，受益于全球化的大趋势，经济不断繁荣，但这种繁荣的基础其实比较脆弱。这些经济体自身的储蓄相对不足，消费不断增长，经济的金融化趋势不断加强，其集中的表现就是家庭利用已有的金融资产，尤其是房地产为抵押，向银行借款来支持其日益高涨的消费。这一格局发展的必然结果就是消费信贷链的破裂，集中的表现就是美国的次级房贷危机。次级房贷危机导致美国的金融机构必须重新估计金融风险的成本，也使这些金融机构必须重新分配自己的资产，以降低风险。

反过来看，新兴市场经济国家在过去十年的发展过程中，吸引了大量发达国家的资金，以墨西哥、俄罗斯、印度等国为例，其证券市场上一半以上的资金来自于国外。日益高涨的海外资金不仅推动了本地资产价格的高涨，也推动了本地经济的繁荣，同时也带来了本地货币实际汇率的不断升值。这一系列过程为这些经济体发生金融危机埋下了种子，其中最为突出的是两个地区：一是波罗的海三国―爱沙尼亚、立陶宛和拉脱维亚，不仅经常账户出现了占GDP10%以上的赤字，同时财政赤字也日益加剧，国内价格上涨的趋势愈演愈烈，而且，这些国家还实行了与欧元挂钩的联系汇率制度，这无疑是写下了导致金融危机最佳的化学反应公式。

另一个非常脆弱的经济体，就是印度。虽然印度经济在过去3年内保持了年均8%以上的增长率，但是其宏观经济的情况不容乐观：长期以来，印度的经常账户处于赤字状态，证券市场一半以上的资金来自于海外，通货膨胀率不断上升，中央政府也是长期处于赤字状态。

综合考虑发达国家以及新兴市场国家的一些经济情况，我们不难得出一个结论：在未来两年之内，世界经济很可能发生资金流动逆转的情形，那就是几年前从发达经济体争先恐后涌入新兴市场国家、追求高风险高回报的资金，在发达国家重估风险的情况下，纷纷逆转涌回发达国家，加强发达国家金融机构的稳定度。这种趋势的形成无疑会对发展中国家带来直接的影响，并最终导致新兴市场国家金融危机的形成。

新金融危机与亚洲金融危机的差异

这种金融危机同1997年发生的亚洲金融危机可能形式不同。1997年发生的亚洲金融危机，主要形式是国际收支的危机，那时亚洲出现了大量到期的外债需要偿还，同时国际金融炒家纷纷挤兑，造成了这些国家外汇储备不足，以至于不得不让本币大幅度贬值。新一轮金融危机的形式不见得以国际收支的短缺为标志，因为今天许多新兴市场国家的外汇储备量是比较高的，同时由于吸取了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这些国家并没有大规模举债，只是通过证券市场吸引了大量外资，但是，这并不等于说新兴市场国家不面临着金融危机，这种金融危机的形式是以大量的资金倒流从而导致本国证券市场价格大幅度缩水、本币贬值，从而导致本地投资规模下降、经济增长速度放缓甚至于衰退为表象的，这和几年前这些新兴市场国家经济高涨、资产价格泡沫化恰好形成了一个逆反的镜面图像。这一新型金融危机的导火索很可能是波罗的海三国，从波罗的海三国可能传导至东欧各国，再传到南亚包括印度，之后再进一步传到其他一些新兴市场国家。

资金流动不能盲目放开，财政政策须保留一定的灵活性

一旦这样的金融危机发生，中国经济面临着怎么的挑战呢？可能的情况是，一部分外资的表现也会如在其他新兴市场经济国家那样纷纷出逃，对于中国的国际收支会产生一定的冲击，给中国经济带来一定的通货紧缩的压力，但对于高速运转（事实上是过快运转）的中国经济并不是坏事。而且，这一资金倒流的情况也会使人民币升值的压力有所缓解。但是不容否认，这种资金倒流会对国内的投资规模产生一定的冲击，会在相当程度上导致中国经济增长率的下降。另外，由于许多新兴市场国家经济增长率的下滑，也会间接通过对中国产品需求的下降，影响中国经济的增长，这些都是这一新型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冲击。

我们必须看到，这一新兴金融危机的到来对中国也蕴藏着巨大的商机。在这一轮金融危机发生的时候，很多新兴市场的资产价格将大幅度缩水，这将是中国资金出国投向这些国家的绝好时机，这也是中国企业“走出去”、整合并购相应企业的最好时机。为此，中国经济界需要做好资金上和项目研究方面的准备。从宏观层面上讲，宏观经济政策必须考虑到这一轮新型金融危机发生的可能性，在资金流动问题上必须稳扎稳打，不能盲目放开，要考虑到大量资金出走的可能性和由此带来的压力。当一轮金融危机发生的时候，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必然会出现下滑，我们的财政政策必须保留一定的灵活度，在继续实行当前稳健财政政策的前提下，必须做好项目上和资金上的准备，一旦新一轮金融危机在周边国家发生，中国就可以转向积极的财政政策，找到一些有资金保障和社会效益的投资项目。

美国：财会业雇员职业信心指数创新低

人力资源公司Mergis Group公司和Harris Interactive咨询公司公司最近（2008年10月）的一次联合调查就显示：财会业从业人员的职业信心创下了历史新低。

总的来看，2008年第三季度的“财会业雇员信心指数”（AFECI）为48.5，比上期又下降了1.3，创下该指数有史以来的最低纪录。AFECI始于2005年，主要用于度量美国财会业从业人员整体职业信心度。

Mergis Group公司的高级副总裁Jack Causa说：“在财会业从业人员中弥漫着一种共识，即现有从业人员的人数并不充足，不能覆盖整个行业，无法满足行业所需。这也是为何不见会计和金融从业人员如一般公众那么焦虑的原因所在。随着一系列报告要求和金融救援工作的开展，业内人员普遍相信上述措施将落实到具体的工作岗位上。” Causa先生预计，律师事务所、破产债务重组专业机构以及协助恢复金融市场的政府部门将为财会人员提供更多的工作岗位。

英国：金融危机迫使财会人员淘金非洲

当经济危机越演越烈之际，英国越来越多的财会人员迫于生计，不得不奔赴非洲寻找工作机会。

非洲诸国，如赞比亚、利比亚、乌干达和肯尼亚等国，对于那些身处欧洲大陆、经历着经济衰退且拥有丰富职业经验的财会人员有着很大的吸引力。

致力于国际财务和金融领域的招聘服务的Think Global Recruitment公司董事经理Abigail Stevens表示，目前前往非洲淘金的财会人员在非洲各国所担任的职务通常要比他们在英国要高，所以在入职第一年就得到提拔并不稀奇。

人力资源服务公司罗伯特·哈夫（Robert Half）的董事经理Phil Sheridan则认为，由于财务行业提供了一整套转换度非常高的专业技能，使得专业人能够游走于不同的国家、寻找工作机会。

英国：经济不好政府忙 财会人士奔公行

目前（2009年3月），公共部门已经成为英国财会劳务派遣市场的第二大雇主，根据数据显示，有37%的财务派遣人员的雇佣方是政府。

英国劳务派遣服务提供商——巨人集团（Giant Group）的一项研究表明：在上个季度，公共部门在劳务派遣市场中所占的份额由33.9%提高到37.1%.

由于经济的不确定性加剧了公共部门对于财会技能的需求，英国政府希望通过提高财务管理水平使得公共部门到2010年时的绩效节约额达到300亿英镑。

与此同时，在外派至公共部门的财会人员中，有近68%的人希望他们的收入能有所提高。

巨人集团的董事经理Matthew Brown说：“伴随着银行业的危机，财政部财会人员的工作量已显著的大幅增加。在通过削减程序、再造商业计划来管理成本进而应对信用危机的过程中，各个组织的财务部门将扮演急先锋的角色。这使得在经济低迷的劳动力市场中，财会人员的供需保持稳定，对于财会技能的需求将继续高涨。”

以2008年国际金融与经济危机爆发和新自由主义破产为标志，发达国家的政治重新迈入另一个大的循环周期：凯恩斯主义和大政府时代。凯恩斯主义重拾官方经济学地位，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理论基础——凯恩斯主义的复归，必然有利于资本主义国家政权和私人垄断资本在新世纪的进一步融合发展。

经济学家和专栏作家约翰·凯本周将发出警示:世界正在陷入新一轮金融危机。

在发表了对英国股市具有开拓性的见解将近一年之后，这位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教授本周将在一次主题演讲中指出“欧元区确实可能正在陷入(新一轮危机)”。

这位教授兼英国《金融时报》专栏作家花了一年的时间为他发表于的4万字报告收集材料。他表示这种悲观立场的原因就是，金融服务业所围绕的交易活动有不稳定的倾向。“我们已经接连经历危机，最显著的例子就是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新兴市场的债务危机、新经济泡沫、信贷膨胀和崩溃、以及欧元区危机。”

“本质上来看，这些都是交易危机，整个体系都以交易利润为中心，而交易利润基本上就是向未来的借款。当这些资金需要偿还的时候，就会导致危机。”

凯教授将在罗素投资6月5日在伦敦举办的年度养老金大会上发表讲话，他的演讲还将探索未来十年金融服务业可能的演变。

“我开始思索，从经济价值的角度来看，公共股市的使命是不是已经结束。我认为它们已经没有必要存在。”

“我们看到的是一种赌博活动，在很大程度上与这些公司的实际活动联系紧密。只要人们了解事实，这也没有什么，”他说，“这就像在赛马中下赌注，实际上对马的表现没有影响，也应该没有影响。”

他还将说明，由于人们追求由行情推动的利润，一些类别的资产出现了泡沫。“资产价格被抬高到荒唐的水平，但同时人们都赚得盆满钵满，接着市场便进入调整。”

凯教授表示，他将对欧元的崩溃押下“适度的个人赌注”。

然而，还有一线希望就在于英国。他认为，英国政府已经采取了一些改革，比如将银行的零售和投资业务分开，从而保护储户免受市场崩溃的损失。

“英国以外只有瑞银(UBS)采取了改革。总的来说，我对经济体系的前景依然悲观。”

2021年1月23日，经济学家圈新经济大会在北京召开，本次会议的主题是“繁荣的种子”。十一届全国人大财经委副主任贺铿表示，如果中国要出金融危机，一定会是房地产危机引爆的。

贺铿表示，世界上的金融危机都是房地产引起的，巴西、日本等国都是这样。中国房地产泡沫不低于30% ，总有一天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