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军

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集团，从清末政治势力的发展变化源流来看，其本源是李鸿章洋务派的继续。清末洋务派有三个特点：一是掌握清政府官办近代工业实权，二是掌握军事势力，三是政治上经济上与外国打交道，是中央或地方上的当权派。洋务派这三个特点，袁世凯北洋军阀集团，不仅全部加以继承，并有所发展，它除有着清末湘淮系集团所具有的一般共性外，最显著的政治特点，就是在清政府推行新政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这种新的因素，渗透影响及于清末社会各个方面，当然也包括袁世凯北洋军阀集团。这个集团处处标榜一个“新”字，与湘淮系近代军阀相比，具有明显的资本主义色彩。

1905年以后，以中国同盟会为代表的革命运动迅速发展，资产阶级上层的立宪运动也逐渐高涨起来。袁世凯看出没落的清王朝没有出路，“不立宪即革命，二者必居其一”，认定立宪即是抵制革命所必需，又与整个北洋军阀集团的发展有重大利害关系，遂幡然变计，连上奏折，侈谈立宪。这在客观上促成袁与立宪派的结合。1906年郑孝胥、张謇、汤寿潜在上海组成“预备立宪公会”，联合各省立宪派，要求清政府实行宪政。袁世凯极力拉拢他们，对预备立宪公会的活动，给予大力支持，并笼络立宪派中独树一帜的杨度，举荐他为西太后和皇族亲贵讲解立宪问题。因此，国内立宪派视袁为宪政运动的中坚，甚至在报上赞扬他是“开明之巨手”。辛亥革命时北洋军阀集团能够窃取全国政权，除去掌握有北洋六镇这样一支新式军队外，得到国内立宪派的支持，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中国当时的社会性质和民国初年列强在华侵略势力的影响，决定北洋军阀集团在政治上不仅是封建势力的代表，同时又与帝国主义势力有着一定的联系。而各派军阀有时因帝国主义列强的对华侵略，引起中国人民强烈的反抗和斗争，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对其主子的侵略要求，也不是百依百顺毫无抵制的。现举例如下：

北洋军阀正式形成

1912年4月，袁世凯取得政权后，建立了北洋军阀统治。同盟会内部分化，袁世凯便趁机拉拢部分革命党人与之“合作”，实现了中国短暂的统一。

1913年的“宋教仁案”和“善后大借款”后，李烈钧奉孙中山的命令，在江西湖口宣布独立，组织讨袁军，“二次革命”爆发。江苏、上海、安徽、湖南、广东、福建等地先后独立。由于国民党人仓促应战，缺乏统一领导，“二次革命”被北洋军打败。

袁世凯取胜“二次革命”后，便开始了发展实业的计划，同时也加紧复辟帝制。1915年12月25日，蔡锷在云南宣布独立，组织护国军兴师讨袁，发动护国战争。随后，贵州、广西、广东、浙江、陕西等省相继宣布独立。因为外交的压力和财政的危机，袁世凯于1916年3月22日被迫取消帝制。

袁世凯死后（1916年6月6日），北洋军阀分裂为皖系、直系、奉系三大派系。皖系的段祺瑞在日本的支持下，控制皖、浙、闽、鲁、陕等省；直系的冯国璋在英美的支持下，控制长江中下游的苏、赣、鄂及直隶等省；奉系的张作霖以日本为靠山，占踞东北三省。另外，山西的晋系军阀阎锡山，徐州一带张勋的定武军，西南的滇系军阀唐继尧和桂系军阀陆荣廷等，都在外国列强操纵下，争斗不已。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继任大总统职位，与在中央掌实权的段祺瑞争权夺利，发生“府院之争”。1917年7月，张勋应黎元洪“调停”之邀，率领五千“辫子军”入京，复辟帝制，激起全国人民的反对。段祺瑞以“功臣”自居，重任国务总理。段祺瑞掌握政府大权后，企图以武力手段统一南方军阀，激起南方革命派及西南军阀的反对。

1917年8月，孙中山任中华民国军政府大元帅，随即讨伐段祺瑞的第一次护法战争拉开帷幕。在北洋军的镇压下，北伐军受挫；加之军政府内部的矛盾，1918年5月，孙中山辞职，护法战争失败。护法运动的失败，再次证明了资产阶级领导的旧民主主义革命已濒临绝境。

直皖战争

北洋军阀分裂后，为了争夺政权发生了一系列的战争。1920年7月14日，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军阀和以吴佩孚、曹锟为首的直系军阀，为争夺北京政府统治权在京津地区进行战争。

1920年4月，直、奉两系结成反段联盟。5月，吴佩孚自衡阳率直军北上至保定，准备讨段。段祺瑞召开秘密军事会议，调徐树铮的西北边防军在北京附近布防。7月14日，直皖两军在北京东西两面的京津铁路和京汉铁路线上的涿州、高碑店、琉璃河一带开战。此次战争历时五日，最终皖军大败。直、奉两系军阀遂控制了北京政权，对中国形势造成了很大影响。

第一次直奉战争

1920年直皖战争之后，直奉两系军阀共同控制了北京政权，奉系张作霖极力推荐亲日的交通系首领梁士诒出任内阁总理，导致了直奉翻脸。梁士诒与直系的关系不好，奉系借梁士诒而支配中央的财政交通，借日款来赎回胶州济南铁路，用日款来支持奉系的扩张计划。直系不能容忍了，吴佩孚一再通电，揭露梁媚日卖国的丑行，梁士诒组阁近一个月，即于1922年1月25日托病请假离任出京。

张作霖决意武力对付直系，4月10日起，奉军就络绎不绝进攻，改名为“镇威军”。4月29日，张作霖到达军粮城，即日向部队下达了总攻命令，直奉两军在长辛店、固安、马厂一带混战，吴佩孚亲到前线督战，令主力在炮兵掩护下迂回到奉军的侧后，突然发起攻击，奉军腹背受敌。第16师于5月4日临阵倒戈，奉军暂编1师退出了丰台，造成了奉军西线崩溃。吴佩孚又采取诱敌深入的战术指挥直军且战且退，待奉军进入伏击圈后，秘密率部绕至奉军的侧面，发起猛攻，西线的奉军也全线的溃退。当时第二梯队的战斗力比较强，是奉军的主力，司令就是张作霖的长子张学良，两年前张学良从东三省讲武堂毕业，这也是他第一次参加如此大规模的战役。当时吴佩孚在获胜以后，调了嫡系的第3师、第26师到东线，并亲自指挥攻击张学良的部队。张学良虽然率部英勇打退进攻，但是因为奉军整体败局已定，只好指挥部队有秩序地向后撤退。

在这次战争中，奉军各部几乎全线溃退，仅有的战而能胜、退而有序的部队，就是张学良和郭松龄统率的第二梯队。最终奉军在东西两线均失败，士兵阵亡2万，战败逃亡者万余，被直军俘虏了4万余人，总统徐世昌下令免除张作霖东三省巡阅使等职。6月18日，直奉两方代表在秦皇岛海面的英国克尔留号军舰签订了停战条约，以榆关（山海关）为两军分界线，奉军撤出关外，直军也大部分撤回原防，第一次直奉战争宣告结束。

第二次直奉战争

1924年9月，直系江苏军阀齐燮元与皖系浙江军阀卢永祥爆发了江浙战争。9月3日，张作霖通电谴责曹、吴(即直系)攻浙，并以援助卢永祥为名，组织“镇威军”，自任总司令，将奉军编为6个军；总兵力约15万人，于9月15日分路向榆关(即山海关)、赤峰、承德方向进发，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

为抗击奉系军阀的进攻，9月17日曹锟发布讨张令，任命吴佩孚为讨逆军总司令，以王承斌为副总司令兼直隶筹备司令，彭寿莘为第1军司令，王怀庆为第2军司令，冯玉祥为第3军司令，张福来为援军总司令，还有海、空军各一部，总兵力近20万人，依托长城组织防御，并对各军的作战任务作了具体区分。

当时，直军企图从海上登陆葫芦岛，合围奉军，但由于奉军海军的抵抗，更重要的是英国进行了干预，直军被迫放弃了计划。这一事件直接导致了直军丧失了战争主动权，陷入被动。9月15日到22日，奉军第2军、第5军，兵分两路，分别由阜新、通辽向直军防地攻击前进。奉军在攻占开鲁、朝阳后，又乘胜向凌源发起进攻。接着，奉军的骑兵队也由彰武出动，陆续攻占直军控制的建平、赤峰等地。是时，直军第3军司令冯玉祥，因不满吴佩孚排除异己，正与援军第2路司令胡景翼、北京警备司令孙岳等密谋倒戈，在古北口一线按兵不动。9月28日，榆关方面的战事日趋激烈。直军虽然居高临下，但奉军精锐张学良、郭松龄的部队却前赴后继地奋勇仰攻，双方都遭到很大的伤亡。奉军在正面进攻未能奏效后，侦知九门口直军的守备力量比较薄弱，便转而集中兵力猛攻九门口，并于10月7日攻占，直军的长城防线被打开了一个缺口。吴佩孚在九门口失守后，急调后援部队开赴前线，并于12日亲临榆关组织直军进行反扑，一度曾将九门口夺回。奉军在直军反扑面前全力抗击，与直军进行了反复的争夺，终将直军的进攻击退，再度攻占九门口。在20多天的反复争夺战中，双方战死者达一万余人。 10月9日奉军攻占了赤峰。15日，赤峰被赶来前线的直军第3军二部夺回。时冯玉祥在古北口举行会议，认为倒戈回京的时机已到，便电告孙岳，叫他迅速将驻防大名的军队调至北京南苑，同时下令部队，将后队改为前队，于10月19日回师北京。

23日，冯玉祥、胡景翼、孙岳等人，联名发出了呼吁和平的漾电，发动 “北京政变”。推翻了直系贿选总统曹锟的反动统治，占领了北京。25日，冯玉祥等人在北京北苑举行会议，决定组织中华民国国民军，推冯玉祥为总司令兼第1 军军长，胡、孙二人分任副总司令兼第2、第3两军军长。“北京政变”后，吴佩孚把前线指挥交给张福来主持，亲率其嫡系第3师、第26师各一部，共约七八千人，于10月25日乘车回救北京。26日，吴佩孚命令部队开往杨村一线布防，对冯军采取守势。企图等齐燮元、孙传芳的军队沿津浦铁路北上；李济臣、萧耀南的军队由京汉铁路南来，再在这两路援军的支援下，从冯玉祥的控制下夺回北京。到10月28日，由平泉、冷口入关的奉军张宗昌部，攻占滦州，截断了榆关直军的退路和榆关-天津之间的交通线，直军纷纷溃退。31日，奉军占领了榆关和秦皇岛，缴获直军的枪支达3万余件。直军主力丧失殆尽。从10月31日到11月 2日，奉军先后攻占了杨村和北仓，并俘虏了北上援吴的鲁军旅长潘鸿钧。吴佩孚见大势已去，率残部2000余人由塘沽登舰南逃。

张作霖、冯玉祥等随后在天津曹家花园召开会议，决议成立中华民国执政府与善后会议以取代国会，并推段祺瑞为“中华民国临时执政”，统总统与总理之职，之后政权落入奉系军阀手中。 此次战争使社会遭到破坏，人民反抗北洋军阀统治的情绪也越来越高涨了。

北洋军阀统治覆灭

在北洋军阀混战的同时，南方的国民革命政府也建立了，为了推翻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等北洋军阀的统治，1926年7月9日，国民政府成立国民革命军从广东起兵北伐，连克长沙、武汉、南京、上海等地，基本消灭吴佩孚，孙传芳的主力，之后在西北的冯玉祥和山西的阎锡山加入下，于1928年攻克北京，致使北洋奉系的张作霖撤往东北并被日本刺杀于皇姑屯，其子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至此北伐完成，北洋军阀统治覆灭。

皖系

日本帝国主义与皖系军阀的关系，已为研究民国史的学者所熟知。以段祺瑞为首的皖系军阀，在其控制北京政府期间（1916．6～1920．8），中国表面上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实际处处依赖于日本，直接或间接受其操纵。日皖勾结，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欧美列强无暇东顾，日本乘机得以在华大肆扩张其侵略势力，这个特定的国际环境下的产物。在此期间，日本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大力支持皖系军阀。段祺瑞所谓的“武力统一”，对南方护法各省连年发动战争，力图消灭以孙中山为代表反对北洋军阀势力的护法运动，就是由日本拿钱供给武器在幕后给予支持的。

双方的关系，正如皖系军阀的代表人物徐树铮所说：“我北军势力的消长，与日本寺内内阁利害相通”（见《徐树铮密电》第2页）。据日本大藏省统计，仅寺内内阁任内（1916．10～1918．9）日本新成立的对华借款总额为38645万日元，“与寺内内阁成立时我国对华借款约一亿二千元日元比较，仅二年时间，增加了三倍”（见铃木武雄《西原借款资料研究》第353页）。段祺瑞为了换取日本的实力支持，只要给钱，给军火武器，什么国家主权、民族利益都可以廉价拍卖，从铁路、矿山、工厂到各种税收，都被皖系作为各种名目借款的抵押和担保，日本为此在华获得种种特权利益（其具体史实可参阅拙著《皖系军阀与日本》一书）。日皖之间的关系，可视为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一个典型事例。

直系

在北洋军阀中，直系军阀与英美的关系表现得若明若暗，较为隐蔽，不像日皖、日奉间那样公开露骨。但英美支持直系，以抵制日本在华势力的扩张，却是不容争辩的事实。在皖系统治时期，当直皖两派军阀发生尖锐矛盾和斗争时，在华英美报刊的舆论，是公开支持直系吴佩孚的一些政治主张，反日反皖立场非常鲜明。直皖战争，直系战胜皖系，英美在华报刊记者，兴高采烈，对吴佩孚是一片赞扬之声，吹捧吴为“中国一国中之英雄”，“乃中国军人中之唯一爱国者”。前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上书北京政府，对吴在宣皖战后召开国民大会的主张表示支持，认为“舍此而外，别无他法”（见《晨报》1920年8月27日）。无庸置疑，英美等西方国家，已把吴佩孚看成是以援助为借口，拒绝改变反对借款的立场。这清楚地反映了日本对英美所支持的直系军阀的敌视态度。但英美与直系的关系，表现得并不如日皖、日奉关系那样公开露骨。

帝国主义列强对北洋各派军阀势力的支持与否，是根据其在华切身利益得失为转移，这类事情在当今的国际政治中，也是不乏其例的。

奉系

与日皖关系相比，日本与奉系张作霖的关系却微有不同。日奉之间早有勾结。1920年直皖战后，张作霖企图控制北京中央政府的野心大增，故而更加积极向日本靠拢，他亲自对日本表示，希望能注意其今后在北方政局中的价值，极愿取代垮台的皖系地位，对日“采取真正的亲善政策”。日本首相原敬认为：“张是想依靠日本伸张势力，而我们在东三省的发展需要好好对张作霖整顿与充实东三省的内政和军备，以在该地区确立并巩固其势力，帝国可以直接或间接予以援助。但对其为达到对中央政界的野心而要求帝国的帮助，则帝国不采取进一步给予支持的态度”，日本“援助张作霖的宗旨，不是对张个人，乃因其掌握满蒙实权援助之，用以巩固我之对满蒙的特殊地位”（《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下）。正是从这一基本点出发，日本在直奉战争和郭松龄反奉这两次事件中所以采取截然不同的态度，基本原因即在于此。1928年奉系军阀面对北伐军的胜利进军，军事上连遭失败，此时张已成为日本维护其“满蒙特殊利益”的障碍（张如败退东三省，有可能导致北伐军进兵关外），日本关东军遂阴谋策划在皇姑屯炸死张作霖，为日本直接侵占东三省铺平道路。在这里日本与张作霖奉系的关系，与日皖关系相比，表现的又有所不同。

势力分布

直系军阀：分布在黄河、长江中下流域及直隶，头目是冯国璋、曹锟、吴佩孚、孙传芳，靠山是美国、英国；

皖系军阀：分布在安徽、浙江、山东、福建、陕西，头目是段祺瑞、徐树铮、王永泉、靳云鹏、段芝贵、傅良佐、倪嗣冲，靠山是日本；

奉系军阀：分布在奉天、黑龙江、吉林，头目是张作霖、张学良，靠山是日本。

历史渊源：组织上孕育于李鸿章的淮军。

形成阶段：1895年袁世凯天津小站练兵到1912年袁世凯当上临时大总统。

发展阶段：1912年袁世凯当上临时大总统起到1916年逝世。

衰落阶段：1916年袁世凯病逝到1926年7月北伐开始前。

覆灭阶段：1926年7月开始北伐到1928年东北易帜。

袁世凯统治时期：1912年4月至1916年6月。内容包括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政府建立，袁世凯复辟帝制及其失败。

皖系军阀统治时期：1916年6月至1920年7月。内容包括北洋军阀的分裂，段祺瑞把持北京中央政权，直皖战争皖系战败。

直系军阀统治时期：1920年7月至1924年10月。内容包括第一、二次直奉战争和冯玉祥北京政变等。

奉系军阀统治时期：1924年10月至1928年12月。内容包括张、段、冯的短暂联合，直奉联合反对国民军，北伐成功，奉系军阀张作霖退回东北。

1914年，袁世凯为加强对地方的控制，下令裁撤各省都督，在京师特设“将军府”，遣派将军督理各省军务，并于是年7月18日公布《将军府编制令》，建立各种将军名号。1927年张作霖成立“中华民国军政府”，明令裁撤将军府。在将军府13年的历史上，共任命将军衔560余人，冠以将军名号300余种。

将军名号是由“大总统”决定的，都有“武”或“威”字，根据该将军的任职岗位来确定。一般说来，在1917年以前，派往各省的将军冠“武”字，如安徽的倪嗣冲是安武将军，江苏的冯国璋是宣武上将军，浙江的朱瑞是兴武将军等。留在京师将军府内的则冠“威”字，如蔡锷是昭威将军，段祺瑞是建威上将军，孙武是义威将军，张凤翙是扬威将军等。但东三省较特殊，奉天的张锡銮是镇安上将军，吉林的孟恩远是镇安左将军，黑龙江的朱庆澜是镇安右将军。

但在1917年之后，军阀们为炫耀自己的身份，都希望冠“威”字，因此从1917年至1927年，冠“武”字将军名号者仅为11人，绝大多数均冠“威”字，即使是派往各省的将军也是如此，如江西的李烈钧是植威将军，广西的陆荣廷是宁威将军，四川的刘存厚是崇威将军等等。

将军名号中的另一个“字”，一般带有很大的随意性，但其中一些字的选用却有一定的规律。譬如有的采用地名中的某个字，像福建省的李厚基，是“建武将军”；江西的李纯，取南昌中的“昌”，为“昌武将军”；四川的胡景伊，取成都的“成”，为“成武将军”等等。有的从该将军的姓名中任选一个字，如洪兆麟是洪威将军，张学良是良威将军，潘矩楹是矩威将军，吴佩孚是孚威上将军，王栋是栋威将军，徐鸿宾是鸿威将军，樊德光是德威将军等等。有的则由姓名中的最后一个字生发出来，如石绍明称显威将军，“明显”成词；张永成称绩威将军，“成绩”成词；常德盛称典威将军，“盛典”成词等等。

北洋军阀是中国近代一支特殊的军事政治力量，其深刻的社会根源是由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决定的。

国内

（1）19世纪末20世纪初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为建设一支新式军队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

（2）清廷在连年“内忧外患”的交迫下，把“筹饷练兵”作为救命符，袁世凯及时抓住晚清政府编练新军的时机，发展了北洋军阀的势力。

国际

19世纪末20世纪初列强侵华政策发生了改变：由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给袁以有力支持。于是袁世凯依靠外国势力的支持，并运用封建权术，由军而成阀，由军阀而成集团，稳操20世纪初期中国的政局。

社会基础

过去有一种意见认为北洋军阀的阶级基础是大地主大买办阶级（注：荣孟源：《要重视西南军阀史的研究》，见《西南军阀史研究丛刊》第二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3年6月）。关于大地主阶级方面有具体史料可证，但所谓“买办”似指北洋军阀集团代表了帝国主义的权益，是强调了它的政治内涵，而作为社会的阶级基础应该根据经济地位来判断。因此，可以认为北洋军阀集团是帝国主义的代理人，是政治买办；而买办阶级似乎不能作为北洋军阀集团的社会基础。

另一种意见是以地主资产阶级为基础。北洋军阀含有资产阶级性质这一点是可以被接受的，但却应注意时期与阶段问题。它之带有资产阶级性质大体说来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期开始，所以不能把二者并列。北洋军阀集团的专制统治和连年混战，对于资产阶级的利益是有所伤害和触动的。商人在混战中由于运输物资被扣，厘捐关卡勒索，市面不稳，币制混乱等等而感到不便，甚至蒙受损失。即使如既是实业资本家，又是政府官员和资产阶级政治代表的张謇也都怨叹其处境是“若乘漏舟在大风浪中，心胆悸栗。”（注：1914年12月家书，见《张季子九录·专录》卷9）所以北洋军阀集团代表资产阶级的比重是值得研究的。

思想指导

“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是晚清时希望用以挽救其政权濒临灭亡的“救世良方”。小站练兵就是“中体西用”指导思想在军事方面的应用和体现。袁世凯提出“训以固其心，练以精其技”作为其建军的基本方针，即以封建伦常关系来团结军心，以西方军械操典来娴熟军事技能。他更明确提出“兵不训不知忠义”，“兵不练不知战阵”等主张，把训与练作为两大建军思想和练兵内容，实质上体现了“中体西用”的思想，而为当时朝野上下所重视与接受，从而使他的练兵得到较充裕的供应和装备，使北洋军阀集团在创建阶段能够顺利地发展和壮大。

割据称雄

北洋军阀不仅那些镇守使、督军、巡阅使、联帅割据一地、一省，甚至数省，就是已经掌握北洋政府权力的派系也都有一定的直辖范围，如皖系在直皖战争前，分踞河南、察哈尔、直隶、外蒙古，而以北京为中心，它还与奉系联结组编一个第二十四混成旅，把势力扩展到福建。直系在直皖战后，势力勃兴，据有直隶、山东、河南三省地盘，其后又陆续扩展到湖北、陕西、江西、热河、察哈尔、绥远和福建等省。奉系除以东三省为主要基地外，还深入到蒙疆、京津、热河、察哈尔等地。北洋军阀集团内部互相倾轧、争夺，甚至混战，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争夺地盘。他们深深懂得：要有立足之地，如果没有地盘，那就无法存在下去。因为割据一方就可以解决兵源、财源两大问题。

他们可以在辖区征募士兵，强派夫役为他们的争权夺利去卖命和服役，还可以在辖区勒索财物以供混战粮糈和私欲挥霍，如直系军阀张英华，1926年在河南一省所勒缴的捐税就有：正杂税经常收入1100万元（其中包括田赋丁漕、契税、百货厘金、牙税、屠宰税等）；非法税收，如对日用必需品之盐即由引岸管理局新设盐务督销处每年增收约600万元；纸烟特税300万元；1927～1929年田税丁漕预征约1400万元。四项合计共达3400万元，再加上滥发纸币，驻地征派等，总计达一亿元以上（注：守愚：《直系军阀余孽对河南民众之剥削》，《向导周报》第186期，1927年1月31日）。其它军阀割据地区也莫不如此。

各树派系

北洋军阀内部为了权力分配而各树派系。他们利用幕僚、门客、同乡、同学、师生、姻亲和结义拜盟等封建关系，结合在一起，相互依附，进行种种争权夺势的活动，正如马克思所说：“一切宗派的特点都是彼此依附和进行阴谋活动”。（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卷4， 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406页。）北洋军阀集团在创建时期就有北洋武备学堂学生的纠集，显示其举足轻重的作用，至民国以后，除车庆云一人外，这一伙人都得到了省长的位子（注：陈志让：《中国军阀派系诠释》，见《中国现代史论集》五，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0年版，第20页），这是同学关系的结合，但是，这种关系并非绝对牢不可破，往往随着权力的不断再分配而使原有的关系发生变化，并形成派系间的倾轧，如段祺瑞与曹锟是保定军官学校同学，但分别是直皖两系的首脑，在矛盾趋于尖锐时，甚至可以兵戎相见，直皖与两次直奉战争都是明显的例证。

直皖战争中，曲同丰以老师之尊被他的学生吴佩孚所俘而成为阶下囚。不过，当损及整个集团的根本利益时，又可重修旧好，如奉直的“反赤”联合。北洋军阀集团内部各派系都奉行“一朝天子一朝臣”的信条。一人得道，鸡犬飞升；一朝失势，树倒猢狲散。所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正是北洋军阀集团派系势力消长的真实写照。如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集团内部派系明显分立。段祺瑞以资深继起，权倾中外，门生故吏、亲信爪牙无不飞黄腾达，窃居要津，平步青云，不可一世，而被视为皖系军阀。但当直皖战争后皖系失败，直系登上北洋政府舞台，于是直系人物沐猴而冠，弹冠相庆；而皖系要员如徐树铮、吴光新、曲同丰、曾毓隽、段芝贵、丁士源、朱深、王郅隆、梁鸿志、姚震、李思浩、姚国桢等则被明令通缉，身等罪犯，狼奔豕突，声名狼藉，几无立足之地。

纵横捭阖

北洋军阀集团为巩固和加强本集团、本派系和个人的权力与利益，不仅凭借军事实力，而且还耍弄政治手腕。辛亥革命以后，由于西方式的资产阶级民主观念普及全国，得到广泛传播，即使是北洋军阀集团的匹夫悍将也不得不以虚伪的姿态，盗用资产阶级民主的旗号，利用国会、议员、宪法、选举等等作为牟取集团和个人私利的工具，纵横捭阖地进行各种活动。他们把政局搞乱以从中巩固和加强自己的权力。袁世凯当政时，亲手导演了八次阁潮，无不为其走向帝制扫清道路。袁世凯始而以“政党内阁”之名，行“内阁政党”之实（注：黄远庸：《远生遗著》卷2，商务印书馆，1923年版，第153页。），对盲目相信其虚伪而欲真诚贯彻“政党内阁”之实的宋教仁则视为政敌，不惜出之以卑鄙的暗杀手段；继而以“府院一体”之名，行“屈天下奉一人”（注：马震东：《大中华民国史》，中华书局1932年版，第367页。）之实，对欲执行“责任内阁”的唐绍仪，虽属旧僚故吏也不惜罢黜；终而收买政党盗用名义，组织团体，请愿威胁，包围国会，强迫投票以实现洪宪帝制。及至帝制破灭，他又要段祺瑞“树责任内阁之先声，为改良政府之初步”（注：《政府公报》1916年4月22日。），以应付危局，保全颜面。可是， 这个一生玩弄权术，左右逢源的北洋军阀集团首脑终于心劳力拙，在自己视若股肱的亲信部属段祺瑞面前碰壁，被全国的反袁政治浪潮所吞没。玩火者必自焚，史有明训。

救国抗外

虽然在国内政坛，政治格局变动频繁，但也没有到了民不聊生的地步，甚至还开放了言论自由，否则也不会出现报社多次弹劾总统的情况，而北洋集团对工业与教育较为看重，并通过整顿军纪以求不激起民愤，而在国际舞台，袁世凯通过拖字诀成功将二十一条缩减至不到六条，并扬言与日本二十年后抬头再见，实属幸甚至哉。

搜刮民脂

（一）举借内债：据统计，自1912～1926年，北京政府共发行了28种公债，发行总额达876,792,228元，实发行额也达612,062,708元（注：千家驹：《旧中国公债史资料》，财政经济出版社1955年版，第366～360页。）。这些都是有借无还的官债。

（二）勒征苛捐杂税：名目繁多至数十种，难以历数，而且年年增加，据统计，从1924年四川的盐税附加税竟有26种之多。1914年以后河北省创行了烟酒牌照税和印花税等（注：《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二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581、586页。）。

（三）滥发纸币票券：张作霖在东三省、直隶等省滥发奉票。吴佩孚在湖北加印官票、金库券、军需兑换券（注：《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二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592页。）；在河南发行400万有奖库券，分配各县，强民购买，（注：《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二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588页。）其恶果是通货贬值，票券形同废纸，物价腾涌，人民生活困苦。

（四）栽卖鸦片：强迫种烟征税，是军阀普遍采用的阴险毒辣手段。陕西眉县、宝鸡及西部各县，对所有农户，不论种否，一律征收鸦片税。湖南湘阴、石门等县，对违抗种烟令者，“除罚洋以外，竟有处以死刑者”（注：《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二辑，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623、625页。）。这笔收入相当庞大，如1924年，甘肃每亩鸦片烟税为8元至15元不等（注：《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第二辑， 三联书店1957年版，第628页。）。陕西的烟税比田赋要高三至四倍。刘镇华督陕时，虽仅辖十数县，而烟税收入年达1,500 万元以上（注：武陵《反奉战争时期陕西省各方面之情况》，《响导国报》145期，1926年2月10日。）。尤为恶毒的是，他们还动用武装，贩运鸦片，不仅牟取暴利，还将流毒运往各地，戕害生命。

其他如田赋预征，兵差折价，临时征发，岁时犒劳等等，无不出自民脂民膏。人民陷于朝不保夕，叫苦不迭，辗转呻吟的绝境。

从上述六大特点看，北洋军阀集团无疑是一个反动的政治军事集团。它在辛亥革命前后各16年的历史进程中主要是扮演了历史舞台上为人唾骂的丑角；但是，在这32年中，它曾起过的某些客观作用仍作出了一定的贡献。